售分成的模式，在这里不适用。”

科林斯团队的成员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也深入得多。这不再是购买一个产品，而是要接入一个生态系统，接受一套全新的规则。

“培训体系？数据回馈？”诺华的一位技术专员忍不住问道，“这涉及到核心医疗数据的归属和患者隐私……”

“这是一个反复被提起的问题，在K疗法的普及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这种担心，所以务必请你们放心。所有数据在传入我们的平台前，会经过严格的匿名化和加密处理，符合世界上最严格的监管。如果还在这一点上徘徊，那么合作无从谈起。”锐行的首席科学官，陈智接过话头。

“数据所有权仍归医疗机构及患者，但经处理后的群体数据使用权，归平台所有，用于优化算法。这是经过多国法律专家设计的合规框架。至于培训，”他顿了顿，“不理解系统动态而滥用调节方案，风险远高于传统靶向药。培训不是障碍，是保障，保障患者安全，也保障合作项目的长期成功。”

科林斯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他来之前做过功课，知道锐行和黄佳才的风格，精准、强势、眼光长远，善于构建规则而非仅仅遵循规则。但亲身体验，仍感到一种不同以往的压力。

“那么，排他性授权？”科林斯回到最初的问题。

黄佳才微微一笑，笑容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在系统医学这个新兴领域，过早的、过度的排他性，不利于整个生态的健康发展，也可能阻碍技术进步。我们倾向于‘区域深度合作’模式。诺华可以在欧洲市场拥有系统调节疗法的优先合作权和新适应症联合开发权，但并非绝对排他。我们保留与其他顶尖机构在特定细分领域合作的可能。当然，作为深度合作伙伴，诺华将在收益分成、技术共同演进、以及未来新疗法拓展上，享有最优惠条款。”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

双方就框架原则、数据标准、培训课程、收益模型、知识产权归属，尤其是基于核心理论衍生的新发现等展开了深入、有时甚至激烈的讨论。黄佳才团队准备之充分、逻辑之严密、对理论理解之深，令诺华团队印象深刻。他们意识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商务谈判，更像是在参与设计未来医学商业模式的蓝图。

午餐是简单的自助餐，但交流并未停止。

黄佳才看似随意地与科林斯聊起欧洲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差异，以及系统调节疗法可能面临的本地化挑战，显示出他对全球市场的深刻理解。

下午，会议继续，开始涉及更具体的条款。诺华团队带来的律师试图在一些法律细节上争取更多空间，但锐行的法务团队每每都能引用更具体的案例或协议基础条款，将其化解或导向更符合“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解决方案。

当傍晚来临，初步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终于确定下来。没有签署，但双方同意基于此框架，在四周内起草详细的条款清单。

送走诺华团队后，黄佳才回到办公室，略显疲惫地松了松领带，但眼神依然锐利。助理端来一杯清茶。

“黄总，罗氏那边后天到，葛兰素史克大中华区总裁想约在下周，还有几家硅谷的生物科技投资基金也想拜会，询问是否有早期投资锐行或合作孵化项目的可能。”助理汇报着日程。

“按计划安排。记住原则：药企谈具体合作，必须遵循我们的模式；投资基金我们不见了，锐行没有上市的打算，也没有引入投资的计划。”黄佳才条理清晰地指示。

此刻的三博研究所，的确沉浸在一片科研的忙碌与纯粹之中。

小会议室里，杨平、唐顺、陆小路、蒋季同、楚晓晓等人正围绕海德堡传来的一个叫做莉娜的患者的最新数据，进行第三轮深入分析。大屏幕上展示着肠道菌群宏基因组测序的动态变化图，各种菌属的丰度曲线如同交织的过山车轨道。

张林偶尔会参加这类会议，不是为了公关，而是为了理解。他将莉娜病例的跨国协作过程，以纪实文学般的笔触记录下来，重点刻画双方科学家基于数据、坦诚争辩、共同求索的细节，发表在专业的学术传播平台上。

《一次跨越八千公里的系统调谐：当德国严谨遇见东方整体观》这篇文章，意外地获得了极高的阅读量和专业圈层的广泛好评。它展现的科学协作的纯粹性，与外界商业世界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反而更增添了系统医学的魅力和信誉。

张老师现在也成长起来了，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开展工作。

一天下午，研究员蒋季同在实验室收到一封看似普通的学术研讨会邀请邮件，落款是“国际生物医学创新基金会”。邮件言辞恳切，赞赏他在某次学术会议上关于疫苗增强子技术的报告，邀请他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参加一个在瑞士举办的“封闭式、高层次的学术务虚会”，费用全包，并有丰厚津贴。

蒋季同起初有些高兴，但仔细查看会议议程和所谓的“专家名单”，发现颇为模糊，且基金会背景成谜。他想起团队内部的纪律提醒，便将邮件转给了唐顺。

唐顺调查后发现，这个“基金会”注册地在一个太平洋岛国，主要资助方隐约与几家正在和锐行进行艰难谈判的二线药企有关联。这显然是一次精心伪装的人才刺探或拉拢尝试。

无独有偶，另一个研究员在专业社交平台上，被一位自称是某硅谷科技公司猎头的人联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