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

杨平解释：“协议只说共享‘治疗相关数据’，没说共享‘技术核心细节’。”杨平抬起头，眼神锐利，“我们治疗病人，他们学习技术，这是心照不宣的交换，但我们不能把底牌都交出去，控制核心技术就是底线，不要相信他们。”

宋子墨点头，开始准备数据包。

与此同时，在南都锐行总部，黄佳才正在与六巨头代表进行新一轮会谈。这一次，气氛完全不同。

“里高扬的治疗进展，各位应该都看到了实时简报。”黄佳才开门见山，“病人挺过了最危险的免疫风暴，这意味着，K疗法对这种最危重的患者也有效。”

会议室里，跨国巨头代表们交换着眼神。过去几天，他们通过各自渠道，获得了治疗过程的碎片化信息，但黄佳才提供的简报是最完整的。

“疗效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施耐德承认，“但我们也注意到，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会不会影响监管审批？”

“任何创新疗法都会有风险。”黄佳才回应，“关键要看风险收益比。对于预期生存期只有数月的晚期患者，与收益相比，这种风险简直就是可以忽略不计。”

他调出一张图表：“这是根据里高扬治疗数据更新的预测模型。如果我们在三个月内启动正式的多中心临床试验，预计到明年年底，K疗法可以在全球主要市场获得有条件批准。届时，年治疗能力可以达到五万例，三年后突破五十万例。”

数字在屏幕上跳动，代表们开始计算——五十万例，即使按照普惠框架下的阶梯定价，年市场规模也将超过百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将彻底改变脑瘤治疗的市场格局。

“所以，”黄佳才环视一周，“现在的问题是：各位是想成为这个未来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

这一次，没有联合阵线，没有统一口径。日本的佐藤率先表态：“我们愿意作为首批合作伙伴，负责日本的生产落地，我们已经准备了详细的方案，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25%以上。”

德国的施耐德紧随其后：“我们在欧洲有最完整的医生网络，可以在六个月内培训超过一千名医生掌握K疗法的患者筛选和管理流程。”

美国的汤普森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说：“如果FdA在里高扬案例后启动正式审批，我们愿意与bG一起承担北美地区的临床试验组织工作。”

一家接一家，六巨头先后表态。

普惠框架，这个一个月前还被他们集体抵制的方案，现在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里高扬的治疗就像一块试金石，也是一个活广告，证明了技术的有效性，也证明了中方的技术控制力——他们不依赖任何人，因此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

会议结束时，黄佳才宣布：“下周锐行将正式启动全球合作伙伴招募。所有申请者将按照统一标准评估，首批合作伙伴名单将在三个月内公布。同时，我们将公布普惠框架的详细实施细则，包括定价公式、数据共享机制和质量管理体系。”

代表们离开时，表情复杂。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技术领先者不再仅仅是供应商，而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传统巨头不得不学会在新规则下竞争。

一周后，里高扬开始了K疗法的第二阶段治疗。

这一次，过程平稳得多。他的免疫系统已经经历了第一次“训练”，反应更加可控。治疗后48小时，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体积缩小了15%。

罗尔夫站在观察室里，看着监护室里的里高扬，脸色已经不像刚来时那样死灰，眼中也有了神采。昨天，他甚至表示想看看窗外的风景。

“杨教授，”罗尔夫在会后找到杨平，“如果治疗成功……他还能回到从前吗？”

杨平想了想，诚实回答：“肿瘤造成的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即使肿瘤完全消失，他可能也会有部分功能障碍，这是无法回避的，所以这种治疗也有自己的黄金窗口，但是我们从目前的志愿者治疗来看，留下后遗症的概率不大，即使有，也会比较轻微。”

罗尔夫沉默片刻，然后说：“那就够了，活着，就有希望。”

那天晚上，黄佳才来到医院。他没有进病房，只是透过玻璃看了眼里高扬，然后与杨平在聊聊天。

“美国那边压力很大。”黄佳才说，“白宫希望我们尽快启动正式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他们想抢在欧洲和日本之前，在本土积累更多数据。”

“技术准备没问题。”杨平说，“但我们必须控制节奏。如果推进太快，质量控制可能出问题。K疗法不是流水线生产，每一例都是定制化治疗。”

“我明白。”黄佳才点头，“所以我和他们谈的条件是：我们可以加快，但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培训体系和质控标准。而且，前一百例必须在我们的监督下完成。”

“没错，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

“里高扬的成功，让他们没有太多选择。技术优势就是这样，当你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你就有了制定规则的权利。”

“杨教授，”黄佳才突然说，“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用一项技术，挑战整个全球医药体系的既得利益结构。”

杨平转过头，看着黄佳才：“你见过晚期肿瘤患者吗？我见过太多，他们中有的只有十几岁，有的刚刚成为父母，有的是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在疾病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平等的绝望，平等的等待死亡。”

他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