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影响。而且，数据存储在欧盟，可能增加欧洲研究机构参与分析的意愿，从长远看也许是好事，有些原则我们必须坚持，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太狭隘。”

“你不担心数据被滥用或被用于开发竞争性技术？”

“如果因为一点数据就会失去技术上的主导权，那么我们是否反思自己的技术门槛是不是太低？”杨平终于抬起头，“再说，如果欧洲科学家能用这些数据开发出更好的疗法，受益的是全世界的患者，这不就是我们最初的目的吗？”

黄佳才看着杨平，再次感受到那种纯粹。

在这个人人都想建立壁垒、保护知识产权的时代，杨平想的依然是“怎样对患者最好”。

“好吧。”黄佳才说，“那我们就在法兰克福建镜像中心。不仅要建，还要建得比他们要求的更好，让它成为中欧医疗科技合作的标志工程。”

一周后，锐行与德国电信旗下数据中心达成合作，启动法兰克福镜像中心的建设。温莎女士的基金会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并促成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顶级研究机构作为学术监督方参与。

与此同时，欧洲医药局（EmA）启动了针对K疗法的全面评估，计划尽快开战全面临床实验。与之前猜测的不同，这次评估格外迅速，部分原因是欧盟内部多位高层人士的亲属正在等待治疗。

评估报告草案很快流出，结论总体积极，但提出了十七项改进要求，其中包括：增加欧洲人群的长期安全性数据；优化载体以减少肝脏首过效应；开发应对预存免疫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建立欧洲独立的不良反应监测委员会。

这些要求与杨平团队正在解决的问题高度重合。黄佳才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EmA内部有高人指点，他们提出的不是阻碍性的要求，而是建设性的改进方向。

“这是好事。”陈永年院士在联合分析会上说，“说明EmA的专业人员真正理解了技术，他们的要求是为了让疗法更完善、更安全。如果我们能逐项回应和解决，不仅会获得批准，还会赢得欧洲医学界的尊重。”

于是，一项项改进计划被制定出来：在欧洲启动千人长期安全性研究；加速混合载体库的临床转化；邀请欧洲专家加入不良反应监测委员会……

“有时候，最严格的监管，反而会成为技术进步的最佳推动力。”黄佳才在给全体员工的信中写道，“因为它逼着我们做到最好。”

……

沈国华接受治疗后的第七天。

这七天像坐过山车。治疗后的第二天，他出现了预料中的免疫反应：高烧到39.8c，寒战，肌肉剧痛。医生使用了激素和退烧药控制症状。第四天，发烧消退，但黄疸加重，总胆红素从治疗前的187μmol/L飙升到312μmol/L。

“肝脏炎症反应。”李医生向杨平汇报，“载体在肝脏的滞留引发了免疫攻击，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加重了原有的肝功能损害。”

第五天，沈国华开始出现肝性脑病的早期症状：意识模糊，时空定向障碍。这是危险的信号，意味着肝脏解毒功能严重受损。

杨平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继续支持治疗，还是转为姑息治疗减轻痛苦？这是个艰难的抉择。

“从肿瘤角度看，治疗可能正在起效。”宋子墨调出最新的pEt-ct影像，“胰腺原发灶的代谢活性下降了30%，肝转移灶也有部分应答。但肝脏本身受损严重，这可能抵消肿瘤治疗的好处。”

“如果我们现在……停掉免疫支持，让……肝脏休息呢？”徐志良提议。

“那可能让免疫系统攻击正在凋亡的肿瘤细胞，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炎症。”杨平盯着数据，“我们现在走在钢丝上，两边都是悬崖。

就在这时，患者的妻子周敏过来找杨教授：“杨教授，我丈夫刚才清醒了几分钟，他让我告诉您：继续治。他说，如果注定要死，他宁愿死在战斗的路上，而不是等待的床上。”

这句话让会议室沉默了。

“而且，”周敏继续说，“今天早上抽血时，护士说我丈夫的血液颜色比前几天淡了一些。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也许……也许情况在好转？”

杨平立即调出最新的血常规数据。果然，沈国华的血红蛋白从78g/L回升到85g/L，网织红细胞计数开始升高，这是骨髓造血功能改善的迹象。

“肿瘤可能正在消退，对骨髓的抑制减轻了。”杨平快速分析，“如果肝功能能撑过这个急性期，也许真有转机。”

他做出决定：加强肝脏支持治疗——血浆置换清除胆红素，人工肝辅助系统减轻肝脏负担，同时继续维持适度的免疫监测。这是一套昂贵而复杂的支持方案，每天费用超过五万元。

“费用怎么办？”李医生迟疑。

“全部由锐行承担。”杨平说，“沈先生是在为所有类似患者探路，他的治疗都在为我们积累宝贵经验。钱不是问题。”

第七天晚上，奇迹出现了。

沈国华的黄疸开始消退，总胆红素从峰值下降到276μmol/L。意识状态改善，能认出家人。腹部超声显示，腹水量没有继续增加。

更重要的是，肿瘤标志物cA19-9从治疗前的U/mL下降到8700U/mL——虽然仍然很高，但这是确诊以来的第一次下降。

“肿瘤应答了。”李医生在电话里声音激动，“虽然肝脏损伤严重，但治疗确实在起作用！”

这不是最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