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10﹞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四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