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间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他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51﹞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爰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抃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52﹞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事”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赐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53﹞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士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注释

﹝2﹞《赐闲堂集》卷2页1、4、5,卷5页1诸诗,都是这一类作品。

﹝4﹞潘季驯总督河道及其经理工程,见《神宗实录》页3706、3722、3798,《皇明经世文编》卷375及潘季驯著《河防一览》。申时行对潘季驯具有信心,见《赐闲堂集》卷18页6。关于治河的财政措施,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anance,页279―281。

﹝6﹞《明史》卷327页3767；《神宗实录》页4173―4174；《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8﹞《神宗实录》页4193、4197―4199、4253―4254、4281―4283；《明史》卷20页139；《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10﹞《明史》卷218页2526；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6、28；《明代名人传》页1189。

﹝12﹞《神宗实录》页3117,参看页2607、2814。

﹝14﹞《赐闲堂集》卷1页12。

﹝16﹞《明史》卷95页995。

﹝18﹞李世达,《明史》卷220有传。《明代名人传》误刊作李士达。

﹝20﹞此人为李沂,事见《神宗实录》页3848、3971。

﹝22﹞《神宗实录》页2933―2935；《大明会典》卷84页17、20―22。

﹝24﹞天坛圜丘建于1530年,见《大明会典》卷82页22―24；《春明梦馀录》卷14页1―2。1588年曾加修葺,见《神宗实录》页3799。

﹝26﹞《神宗实录》页2935。

﹝28﹞《神宗实录》页3171。

﹝30﹞关于这个问题,利玛窦曾经作过观察。他说：“他们（指当日的明朝官绅。——笔者）认为放任错误,不直接指斥其荒谬,乃系一种高度的宗教作风。”在另一段里,又说：“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没有宗教信仰,在假装着存信心的时候,他们实际陷于深度的无神论。”见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页98―99、105。此书有Gallagher的英译本,其译文错误颇为评论者所非难,原因或恐系自1615年拉丁文版翻译之故。笔者曾请同事Gianni Azzi教授口译意文原本,这两段译文并无错误。这两段文字载在意大利文Fonit Ricciane册1页120、132。但利玛窦似乎不能理解,当日官绅的“放任错误”具有实用的价值。本书下一章戚继光参合迷信一事,就多少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32﹞《神宗实录》页4598―4630。

﹝34﹞万历在1580年谒陵一次,1583年二次,1584及1585年各一次,见《神宗实录》页2498―2501、2624―2627、2835―2837、3010―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