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币在手包里叮当作响。

直到爸爸将我的事告诉她。“你到底做什么了？”爸爸听起来快要气炸了，就好像他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打断了一样，但所谓的重要事情也只是他自己认为很重要罢了。

“没什么。惹恼了一个警察而已。”我的恐惧感像蛇皮一样蜕去了。爸爸对我总是有这种功能。他越生气，我就越高兴，当然我一高兴他就更生气。说实话，他对谁都有这种功能。

“岗位越低，肩上的担子越重。”爸爸说，一下子又对我展开了说教，“我一直觉得你哥哥会从监狱里给我打电话。”他继续说。这句话把我惊到了，爸爸很少提到哥哥。他一般很小心，尤其是用家里的座机打电话的时候，因为他觉得电话被窃听了。

爸爸这句话的意思明显是哥哥很有可能会进监狱，可我没理他，也许吧，但即便哥哥被捕入狱，他也肯定不会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墙上有一句用蓝色圆珠笔涂鸦的话：想在前头。这个建议真好，可是对用这部电话的人来说，这个建议来得有点儿晚了。无论如何，我觉得“想在前头”是个很不错的理发店名字。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说，“你告诉我怎么把你弄出来。”

“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啊，爸爸。”

“你别再跟我装可爱了。”

我突然就大声哭了起来，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吸着鼻涕大喘了几口气，试着说话，可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爸爸语气变了。“我猜应该是有人陷害你。”他说，“你呀，老是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唉，在那儿好好待着别乱跑。”——说得好像我有的选似的——“我看看该怎么做。”

那个漂染过头发的白种人排在我后面打电话。“你绝对猜不到我在哪儿。”她说，声音很轻快，带着明显的呼气声，可她最后却发现拨错了号。

专业人士总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爸爸想办法联系到了逮捕我的警官哈迪克。哈迪克警官自己也有孩子，所以他很同情爸爸，爸爸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不一会儿，他们便开始亲昵地用昵称称呼彼此：文斯和阿尼。而我面临的袭警指控也减轻为扰乱警察执法，之后哈迪克警官直接撤销了这项指控。我就只面临破坏公物和扰乱公共治安这两项无关痛痒的指控。之后这两项指控也被撤销了，因为之前餐厅里那个画眼线的女人专程赶过来为我作证。她坚持说我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绝对不是故意把杯子摔碎的。“我们当时都很震惊。”她说，“当时就是一场闹剧，你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场面。”可她赶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迫答应爸爸感恩节回家，这样在这四天假期里爸爸和我就能面对面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打翻牛奶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这还不算我被关在监狱里的时间。

3

我和爸爸绝对不可能花几天假期讨论一件事情，哪怕是我被逮捕这样的爆炸性事件，早在我被迫答应这项提议的时候，我和他就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一直坚持把我们的家庭伪装成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彼此心贴心、相互扶持、患难与共。在我的哥哥姐姐相继失踪后，爸爸妈妈竟然还能打这样的如意算盘，我都快佩服他们了。与此同时，我心里也很清楚，我们从来不是那种和睦温馨的家庭。

随便举个例子：性。我父母深信他们是科学家，可以应对生活的艰难，他们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性开放。可是我关于性的了解要么来自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野生动物和自然类节目，要么来自小说，小说的作者可能也对之了解不多，还有一些来自偶尔会做的冷血动物实验，可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更多问题而不是得到更多答案。一天，我发现我床上有一包日用卫生棉条，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有技术含量又很无聊的小册子，所以我连看都没看。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卫生棉条。当时我没把它当烟抽真是够幸运的。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长大的，我的父母一直在那里住到1996年，所以我很少回家过周末，这次也没能遵守约定在家里过完感恩节的四天假期。星期三和星期日的廉价机票早就卖完了，所以我星期四早上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州，星期六晚上就飞了回来。

我在吃感恩节晚餐的时候见到了爸爸，其他时候很少能见到他。他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每天都很高兴地躲在屋里激发灵感。我在家的那两天他基本都在书房里，在黑板上写各种公式：_o'＝[ooi]，P（Sin＋i）＝（P（Sin）（i-e）q＋P（S2n）（I-s）＋P（Son）cq。他忙得连饭都没空吃。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过觉。现在连胡子都不刮，之前他都是一天刮两次胡子，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外婆唐娜之前假装奉承他，说他凌晨四点钟的身影像尼克松，可心底却知道他肯定气炸了。他偶尔会从书房出来，要么喝咖啡，要么拿着钓鱼竿去前院。每次他去前院，我和妈妈都会站在厨房窗户前面收拾碗筷，看他扔出钓鱼线，鱼饵在结冰的草坪里摇晃，而他身后种着许多树。这是爸爸喜欢做的一种冥想活动。周围的邻居们仍然在适应他这项奇怪的运动。

爸爸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从来不喝酒，我和妈妈对此很满意。他几年前被诊断出患了糖尿病，从那时起他本该滴酒不沾，可他却偷着喝酒，所以妈妈时刻都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我有时候担心这对夫妻已经成了《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