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的习惯，每次一吸牙，他嘴角上的胡子就一紧一松的，很搞笑，我希望他能多吸一会儿。可他却开始说话：“真是坏消息。你不应该让她回去的。”

“你就不应该让她进来。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你这样做合法吗？”

以斯拉曾经跟我说过，他不仅仅把自己看作公寓管理员，更把自己看作这栋公寓的心脏。他说，生活就像丛林，总有人想把他打倒。三楼有一个阴谋集团，他认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他们最后肯定会发现的。以斯拉从这里面看到了阴谋。他平时都是住在附近草丘上搭的帐篷里。

他也经常会说到荣誉。可是现在他很生气，气得胡子都在颤抖。我怀疑要是他会日本武士的剖腹自杀术的话，他肯定当场就用手里的马桶刷剖腹自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做错什么。“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被男朋友杀死吗？”他问，“他妈的请你原谅我救了你朋友的命。”

我们最后决定保持寒冬一般的沉默。十五分钟以后，他从马桶里抽出来了一条卫生棉，不是我的。

我想回床上再睡一觉，但是枕套上有一根黑色的长发，床单上有一股香草古龙水的味道，垃圾桶里有一根精灵糖的吸管，带有金色斑点的桌子上有几道新的划痕，肯定是哈露没用砧板，直接在上面切了东西。哈露不是那种可以文文静静生活的人。我的午餐蓝莓酸奶也被她喝掉了。这时托德摔门走了进来，显然心情不太好，在得知我们被洗劫了一番后，他心情更差了。

托德的爸爸是第三代美籍爱尔兰裔，妈妈是第二代美籍日裔，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他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跟爸爸一起过，回家的时候带回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他妈妈应该付的预算外的费用：星球大战T恤撕烂了，买了一件新的，17.6美元，新鞋带1.95美元。托德之前常跟我说，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正常家庭真好。

他曾经很想要一些实验融合剂，这样他就可以用树脂粘一个民谣洋箜篌。现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正物质和反物质就是地球的终点。

自从傻帽事件后，托德骂人的时候就会用到他的日语基因。巴卡（傻帽）、欧巴卡桑（尊敬的白痴）、开萨玛（混蛋）。“什么开萨玛能做出这种事？”他问，“我们要换锁么？你知道这他妈要花多少钱吗？”他回到卧室把他的CD数了一遍，之后又出去了。我本来也打算去市区喝杯咖啡的，可我得在家里等行李箱。

一点消息都没有，五点五分的时候，我给机场打电话——800-去-你-妈-的——机场的人让我直接找萨克拉门托机场遗失行李处。萨克拉门托机场没人接电话，尽管他们的自动语音回复一直强调我的电话很重要。

七点左右的时候，电话响了，可那是妈妈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安全到达了。“我知道我说过再也不提，但我还是想说，把日记给你以后我心里感到特别舒服，就像终于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好了，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说了。”

九点左右的时候，托德回来了，还带着从座谈餐厅买的比萨以示歉意。他女朋友吉米·内田也加入了我们。我们边看电视剧《拖家带口》边吃比萨。过了一会儿躺椅变得忙碌起来，因为吉米和托德已经整整四天没见面了。我回房间看了一会儿书。看的应该是《蚊子海岸》，书里面爸爸总是对家人做各种疯狂的事情。

5

第二天早上电话声把我吵醒了。是机场打过来的，说他们拿到了我的箱子，今天下午给我送过来。我有了昨天的教训后，让他们保证会把箱子放在公寓管理员那里。

又见到以斯拉是三天后了。那三天中的一天晚上，我跟哈露一起出去了。那晚她来到我的公寓门口，身穿牛仔夹克，戴着小巧的环形耳环，头发上到处都是金色的亮片，边用手指理头发边解释道，她刚参加了一个聚会，一个金婚周年纪念庆典。“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公有什么好炫耀的。”她说，“听着，我知道你很生气，连问都不问一声就到你这里来住实在是太过分了。”

“没事。”我说。她说尽管今天是星期二，离传统的周末狂欢还有一段时间（我记得1996年周末狂欢还是从周四开始，而现在别人告诉我周三就已经开始了），她也应该请我喝杯啤酒。我们走到市中心，走过斯威特布莱尔书店、食品小屋前的大番茄雕像、杰克在盒子里快餐店和谷酒店来到了火车站对面的街角，百丽宫酒吧就在这里。太阳落山了，但地平线上仍然有一抹红色。乌鸦在树上喧闹着。

我之前并不太喜欢这里的广阔天空、公寓、带栅栏的院子和终年弥漫着的牛屎味。但现在停下脚步闻着周围的味道，我爱上了这片天空。比起稀稀拉拉的星星，我更喜欢满天繁星。我也喜欢乌鸦，尽管有人并不喜欢乌鸦，那是他们的损失。

我没怎么去过百丽宫，大学生都不太来这里。来百丽宫就像是一下子从戴维斯的大学生变成了野人。来这儿的人都很能喝，是一群喝不死的基因突变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戴维斯高中读过书，那时候过着传统的生活，踢足球、玩滑板，或搞啤酒聚会。酒吧的电视里正在播一场比赛，声音震耳欲聋——尼克斯对湖人——屋里还有很多僵尸一样的怀旧者。他们时不时就会爆发出一阵沸腾欢呼声。

这里每个人似乎都认识哈露。调酒师亲自给我们端来饮料。每次我们刚吃完几颗花生，他就立刻过来把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