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进行了更新更先进的研究，但我不确定爸爸妈妈是不是在跟他们研究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并不跟其他研究一模一样，我们的研究里所谓的“双胞胎”一个是人，一个是黑猩猩，差异非常大。

尽管研究生观察我和费恩时会把我们分开，但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一起的。在我渐渐养成“为她代言”这个习惯后，她似乎也知道我会“为她代言”。我三岁的时候已经成了费恩的翻译，而这肯定会阻碍费恩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爸爸其实并不是在研究费恩如何与人交流，而是在研究费恩能跟我交流到什么样的程度。反之亦然，这个反之亦然的研究目的是不可避免的，但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一直以来爸爸宣称的研究目的是：费恩能不能学会跟人类说话？而爸爸不愿意承认的研究目的是：露丝玛丽能不能学会跟黑猩猩说话？

爸爸最早的一个研究生蒂莫西说过，在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和费恩曾经有过一种自己的语言，这是我们两个通过咕哝和手势来交流的一种秘密语言。但这一点从来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因为爸爸觉得这个证据很薄弱，不科学，简直是异想天开。

美国旅行者箱包的广告中的明星黑猩猩奥菲有时候会在电视上出现，费恩一点都不注意他。但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对情侣在看电视剧《兰斯洛特·林克：神秘的黑猩猩》，帅气的汤加扮演林克。这些黑猩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还在不停地交谈，费恩显然对他们更感兴趣。她看得很入神，做出了她想要那顶帽子的动作。“费恩想要兰斯洛特·林克的那顶帽子。”我告诉妈妈。我没有必要说我也想要，因为只要费恩有一顶，我也肯定会有一顶。

但我们两个都没得到那顶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爸爸安排了一只叫鲍里斯的小黑猩猩到农场参观。费恩见到鲍里斯后的反应跟她有时在谷堆里看到褐色蜘蛛的反应一样。妈妈管这种蜘蛛叫“移动便便”，而洛厄尔叫它们“移动粪便”。（我觉得这种称呼更有道理。“便便”是个玩笑词，而“粪便”这个词很严肃认真，而费恩现在就很严肃认真。）费恩说鲍里斯是恶心的移动粪便，过了一会儿又说是该死的移动粪便。

费恩从小跟人类生活在一起，坚信自己就是人类。这一点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如果让家养的黑猩猩给一堆黑猩猩和人的照片分类的话，大多数黑猩猩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把自己的照片放到人类的照片里。这正是费恩的做法。

而出乎预料的是我自己的困扰。现在人们认为儿童的大脑神经系统有一部分是按照周围人的大脑发育的，但爸爸当时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和费恩从小就待在一起，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大脑发育是彼此影响的。

许多年以后，我在网上发现了一篇爸爸写的关于我的论文。后续研究样本量更大，这让爸爸更加确信他最早提出的设想：跟我们之前的假设相反，人类比其他猿类更善于模仿。

举个例子：若给黑猩猩展示如何从迷箱里获取食物，它们会跳过所有不必要的步骤，直接去拿食物。人类宝宝却会严格重复每一个步骤，而不考虑这个步骤有没有必要。爸爸在论文里解释了奴隶般的模仿行为比经过思考的和高效的行为更加高级，但我忘了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了。要是你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读那篇论文吧。

费恩消失后的冬天，我开始上幼儿园，由于家里的种种不安和骚乱，我晚上了半个学期。幼儿园的同学都叫我女猴子，有时候甚至只叫我猴子。我身上有些很奇怪的地方，可能是我的手势、我的表情或者是我眼球的运动，当然肯定还有我说的话。多年后，爸爸简要提到过恐怖谷理论——人类极度反感与人类非常像但却不是人类的物体。恐怖谷理论很难定义，更不好做测试。但如果该理论是真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很反感黑猩猩的脸。对幼儿园的同学来说，我就是那个让他们极度反感的生物。这些五六岁的孩子是不会被假人类欺骗的。

我跟他们争论过他们的用词，我得意扬扬地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傻到连猴子和猿都分不清？你们不知道人类也是猿类吗？但是他们发现我对“猿女”这个称呼没有意见之后，就没人理我说的东西了。他们也不相信他们是猿类。他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确信他们不是猿类。他们花了整个星期天来反驳我。

在把我送到幼儿园之前，妈妈仔细教导过我：

站直。

说话的时候手不能动。

不能把手指放到别人的嘴里或头发上。

不管情况多么紧急都不能咬人。

见到好吃的不能太兴奋，不能直直地盯着别人的纸杯蛋糕。

玩耍的时候不能跳到桌子上。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记住这几点。但人们注意到的永远都是你的失败，而不是你的成功。

下面几点是我一进幼儿园就学到的：

怎么看懂孩子们的表情，他们的表情虽不像成年人一样充满防备，但远没有黑猩猩那么容易理解。

上学就是要安静（你以为妈妈会给我提这个建议；但要记得那个规则——如果你想说三件事，只挑一件说——她提醒我的远远不够）。

小孩子对复杂的词语并不感兴趣。成年人更关心这些复杂词语的意思，所以你在用这些词语之前最好搞清楚意思。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学到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可以改变我可以做的事，我也可以改变我不可以做的事。但这些都不能改变我到底是谁。我既是一个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