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看上去很关心地问我，我是不是在发情期。这是我的错。要是我四年级的时候没说过“发情期”这个词的话，没人会知道，很显然大家都记住了这个词。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人跟我说话。

晚上，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谈论着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安静。他们互相安慰说这早晚会发生。这是青少年典型的情绪消沉。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过些时候我就会好起来的，还会在之前的不停说话和现在的沉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偶尔会收到洛厄尔的信。他会给我们寄一张明信片，有时候在上面写一些东西，有时候什么也不写，而且每次都不签上名字。我记得有一张明信片上画着帕特农神庙，上面还盖着圣路易斯的邮戳。“祝你们幸福。”他在明信片背面写了这样一行字。这句话很难从语法上分析，也许你只能看懂一点表面意思，但有可能它就是这个意思，洛厄尔希望我们都能幸福。

1987年7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停止了寻找他。洛厄尔离开一年多了。我在家门口的路上玩，朝车库门扔乒乓球再抓住它。这种玩法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练习抓球的方法。那时我十三岁，正在度过又热又长的暑假。太阳晒着大地，空气又闷又潮。那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借了七本书，有三本是我之前没读过的。街对面，比亚德夫人朝我招手。她正在修理草坪，割草机发出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我当时并不幸福，但记得幸福的感觉。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里下来两个男人，朝我走过来。“我们要找你哥哥。”其中一个人跟我说。他皮肤颜色很深，但不是黑色，头发剃得很短，几近秃头。他大汗淋漓，拿出一块手绢擦了擦头顶。我也想这么做，用我的手擦擦他的头发。我很喜欢用手掌摸头发茬的感觉。

“你能带我们去找他吗？”另一个人问我。

“哥哥跟费恩在一起，”我说，把手掌在裤子上搓了搓来解痒，“他去跟费恩一起住了。”

妈妈从屋里走到门廊，招手让我过去。她抓着我的胳膊，挡在我身前，站在这两个人和我之间。

“美国联邦调查局，女士。”那个快秃顶的人跟妈妈说，给她看了一个徽章。他说哥哥是一起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该纵火案造成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约翰·瑟曼兽医诊断实验室460万美元的损失。“他最好能主动找我们说说他的情况，”那个人说，“麻烦你们转告他。”

“谁是费恩？”另一个人问。

洛厄尔放的大多数老鼠都被捉回来了，但不是所有。尽管之前爸爸觉得这些老鼠的性命堪忧，但其中一些还是活了好几个冬天。它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生活——性、旅行和探险。很多年后，布鲁明顿出现了大批老鼠。宿舍衣橱里出现过老鼠，市中心的咖啡店里出现过老鼠，校园小教堂的座位底下出现过老鼠。邓恩墓地里也出现过老鼠，那只老鼠正在一座革命战争时期的墓地前吃金凤花。

4

然后我就十五岁了，独自在美丽的印第安纳大学秋日校园里骑自行车。突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露丝玛丽，等等！”那个人大喊，“等等！”我停下来了。那个人是凯奇·查尔莫斯，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大学生，见到我似乎发自内心地高兴。“露丝玛丽·库克！”她说，“我儿时的好伙伴！”

凯奇带我到了学生会，给我拿了一瓶可乐。她跟我聊了一会儿，我静静地听着。她说她现在后悔年少轻狂时犯下的错，还说希望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她提醒我一些事情一旦做了就再也没法后悔了。但她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她在一个女生联谊会里，学习成绩也不错。她正在攻读学位，这也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她说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我会成为老师，虽然最后我真的当了老师。

她交了一个很不错的男朋友，他正在秘鲁当值，她跟我说每周他至少给她打一次电话。最后她问我有没有洛厄尔的消息。自从洛厄尔离开后，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关于他的消息。她觉得她值得被更好地对待。她说我们都值得被更好地对待，我们家的人都很好。

之后她跟我讲了她最后一次见到洛厄尔时发生的事情，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他们两个一起往篮球场走的时候碰到了马特。马特是我最喜欢的研究生，从英国伯明翰来的。费恩离开后我再没见过马特。

马特一直知道我很喜欢他，但他走之前都没跟我说再见。

凯奇说，马特是跟费恩一起离开的。当他发现洛厄尔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表示很惊讶。其他突然离开各自家庭的黑猩猩最后都死去了，除了伤心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所以马特就去帮费恩度过这个转型期。他把费恩带到了南达科他州弗米利恩的一个心理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有二十多只黑猩猩。实验室的主人是尤吉利维克博士，马特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尽管费恩正在遭受离开我们的震惊和恐惧的折磨，但是尤吉利维克博士坚持要求马特将与费恩相处的时间缩减到每天几小时。他把费恩和其他四只黑猩猩关在一个笼子里。这四只黑猩猩的体型和年龄都比费恩大。马特跟尤吉利维克博士说费恩从来没跟其他黑猩猩相处过，应该让她慢慢适应，但尤吉利维克博士并不同意。他说她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她应该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尤吉利维克博士说：“要是她没法摆正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