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笑。我不记得柠檬硬糖了，可我知道费恩肯定记得。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要是爸爸真的崇拜哈利·哈露的话，可能就让我叫他的名字了。我有可能也叫哈露，跟哈露同名。这该有多奇怪！

但没人会给孩子取名为哈利·哈露。哈利把婴儿恒河猴从母亲身边带走，让它们待在无生命的母亲身边，这些母亲一个是毛圈织物，另一个是用电线做的，他想观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婴儿恒河猴会更喜欢哪一个。他用挑衅的语气宣称，他是在研究爱。

婴儿恒河猴待在毫不关心它们的假母亲身边，非常可怜，最后要么发疯，要么死去。“我不知道他到底研究到了什么，”洛厄尔说，“但在小恒河猴们短暂又痛苦的生命里，它们肯定研究到了他有多么可恶。”

“我们需要一种反镜像测试。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这些物种的智慧足够让它们能够通过其他人认清自己。加分项就是看这项研究能走多远。双倍加分项就是将这项研究运用于昆虫。”

新来的服务员是一个年轻的拉美裔女人，留着又短又厚的刘海，在我们周围晃悠了很久，冲过来重新摆弄了一遍我们的汤，拿走了我们的咖啡杯，把账单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最后她终于放弃了，走到其他地方搜寻可能要离开的顾客。

那个服务员过来的时候，洛厄尔就不说话了。她走了以后，他又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一点都没落下。“看我都说了多少，”他突然蹦出这么一句，“今晚我更像你。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多话。我一般都很安静。”他朝我笑着。他的脸变了，可他的笑容没有变。

“爸爸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洛厄尔边说边用手指敲贝克广场的餐具垫，好像问题就出在至上乐团的歌上似的。“问题就出在一开始的假设。爸爸总是说我们都是动物，但他研究费恩的时候却没有从这个方面出发。他的研究方法是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了费恩身上。费恩无法跟我们交流全是她的错，而不是我们的错，不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她。要是刚开始假设的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动物的话，那么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更科学、更严密，也更达尔文主义。”

“而且也不会那么粗鲁。”洛厄尔继续说。

他问我：“你还记得费恩之前玩的红蓝扑克牌的游戏吗？游戏名字叫‘一样不一样’。”

我当然记得。

“她总是给你红色的扑克牌。从来不给别人，只给你，还记得吗？”

他一说我就记起来了。这个场景一下子蹦入我的脑子里，成了一个崭新的记忆，比之前其他的记忆都鲜明，之前的记忆像罗马硬币一样被磨平了。记忆里，我正躺在爸爸的扶手椅旁边的木地板上，地板上有一道道抓痕，费恩走过来躺在我旁边。我的手肘就是在那时候摔骨折的。爸爸和他的研究生在讨论费恩刚才发出的令人惊讶的笑声。费恩手里还拿着扑克牌——红色表示一样，蓝色表示不一样。她四肢抬起躺在地上，我可以看到她脸颊上的每一根绒毛。她身上有一股汗味。她用手指抓我的头，抓出一根头发吃了。

然后在经过一番仔细考虑之后，她把红扑克牌给了我。我的脑子里完全浮现出了当时的场景——费恩用那双长着长睫毛的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把红色的扑克牌放在了我的胸上。

我知道爸爸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毫无价值的信息。之前，她每吃一颗葡萄干就会给我一颗，而现在她有两张扑克牌，也会给我一张。挺好玩儿的——爸爸最多能想到这个。

而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费恩是在跟我道歉。你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不开心，就是我从红扑克牌里得到的信息。我们是一体的，你和我。

我的姐姐，费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红色扑克牌。

桌子下面，我那双原本分开的手紧紧抓在了一起，因为我开始问那个从我们单独在一起的第一秒钟开始就该问的问题。“费恩现在怎么样？”

我轻声地问出这个问题，而在我问完之前，我就希望我能闭嘴了。我很害怕接下来要听到的答案，所以我继续说：“从一开始说起，”希望把坏消息拖到最后一刻，“从你离开的那一晚说起。”

但你可能更想直接跳到费恩身上，所以我把故事浓缩了。

我猜洛厄尔一离开就去了尤吉利维克博士的实验室，我猜对了。他知道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找他，而这几天刚好就是他到达实验室所需要的时间。南达科他州是严寒之地，那里有一堆堆结冰的泥土，但从不下雪，黑色的树木从来不长树叶，寒风凛冽刺骨。

洛厄尔傍晚到了那里，在汽车旅馆开了一间房，因为他不知道实验室在哪里，而天色已晚，没法到处搜寻了。此外，坐了两天两夜的大巴之后，他已经困得不行了。汽车旅馆前台的女人梳着五十年代样式的头发，目光呆滞。洛厄尔本来还害怕她会问他的年龄，但她除了收钱之外，对其他的都没兴趣。

第二天，他找到了尤吉利维克在大学的办公室，并对部门秘书说他是尤吉利维克博士未来的学生。洛厄尔说那位秘书是典型的中西部风格，非常友善，脸像铲车一样又平又开阔，心胸宽广。可他每次都会让这样的人失望。“就像比亚德夫人一样。”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比亚德夫人五年前就去世了，所以他不会再让她失望了。可我并没有说出来。

他对部门秘书说他对黑猩猩实验特别感兴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看一下实验室的工作？她告诉了洛厄尔尤吉利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