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核心力量，彻底扭转了旧贵族割据一方的局面。

从国家竞争层面看，这种制度联动让秦国在战国兼并战争中形成了“碾压式”优势。东方六国虽也尝试过局部改革，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但均未实现军功、土地与赋税的深度绑定——魏国的“武卒制”仅对士兵给予物质奖励，却不涉及爵位与土地的长期权益；楚国的“废公族疏远者”仅削弱了旧贵族，未建立平民阶层的上升通道。反观秦国，耕战闭环形成的“军事—经济—社会”联动效应，使其能够“以战养耕、以耕助战”，在长期战争中持续保持活力。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后，秦国通过缴获的战利品与新占领土地，继续扩大军功授田规模，又依托新增耕地的粮食产出支撑后续战事，形成“战争胜利—资源扩充—制度强化”的良性循环，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大业。

然而，这一制度联动体系并非完美无缺，其内在局限性在秦国统一后逐渐凸显，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首先，制度设计过度聚焦“耕战”，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为确保资源向耕战倾斜，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政策，商业、文化、教育等非核心领域被严重抑制。在土地与赋税的联动规则中，几乎没有为商人、士人等群体提供阶层流动的通道——商人即便积累巨额财富，若无军功也无法获得爵位与土地，甚至需缴纳比平民更高的“市税”与“财产税”；士人因专注学识而非耕战，被视为“避农避战”的闲杂人员，难以进入官僚体系。这种单一化的价值导向，虽在战争时期提升了国家动员效率，却使秦国社会结构畸形，缺乏多元发展活力。统一后，当战争需求下降，社会对商业流通、文化治理的需求凸显，旧有制度无法适配，最终引发“民怨沸腾”。

其次，军功爵与土地分配的联动依赖“土地增量”，统一后陷入可持续性危机。战国时期，秦国通过对外战争不断扩张领土，为军功授田提供了充足的土地来源；但统一六国后，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土地增量枯竭，军功爵的核心权益载体难以维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仅发动过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等少数战事，军功获取渠道大幅收窄，平民无法再通过军功获田，而原有军功阶层仍占据大量土地，新的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同时，土地兼并现象开始显现——部分高爵者利用特权低价收购无爵平民的土地，形成新的土地垄断，与商鞅最初“打破垄断、均平资源”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公元前210年，泗水郡（今江苏徐州一带）就曾爆发平民因失去土地而引发的骚乱，虽被镇压，但已预示制度危机的来临。

再者，差异化赋税与连坐监督的刚性执行，加剧了社会对立。统一前，赋税差异与连坐制度是驱动耕战闭环的工具，民众虽负担沉重，但有明确的上升路径（军功获爵）；统一后，上升通道堵塞，无爵与低爵平民仍需承担高额赋税与徭役，而高爵者享受免税特权，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据睡虎地秦简《徭律》记载，秦二世时期，为修建阿房宫与骊山陵墓，无爵平民的徭役从每年3个月增至6个月，赋税也临时提高两成，而“五大夫”及以上爵位者仍免缴赋税、免除徭役，这种不公成为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诱因——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因“失期当斩”揭竿而起，其核心诉求便是“均田赋、废苛法”，本质上是对军功—土地—赋税联动体系失衡的反抗。

最后，制度传承设计存在缺陷，导致权力异化。商鞅规定“爵者之子无军功者降爵”，本意是防止军功阶层固化，但统一后，这一规则逐渐被破坏。部分高爵者通过贿赂官吏、伪造军功等方式，为后代“承袭爵位”提供便利；更有甚者，利用手中权力侵占公田，将国家分配的军功田变为私有财产。秦二世时期，宦官赵高与部分军功贵族勾结，公然篡改军功核验规则，为亲信授予高爵与土地，彻底瓦解了制度的公正性。当“军功授爵”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整个耕战闭环彻底失效，秦国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崩塌。

尽管存在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军功爵制与土地、赋税制度的联动，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它以“军功”为核心重构了资源分配规则，将秦国从一个“兵弱国贫”的边陲诸侯，改造为高效运转的“统一机器”，其“权利与义务对等”“以贡献定分配”的立法逻辑，为后世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借鉴。汉代的“军功爵制”虽弱化了与土地的直接绑定，但“以功授爵”的核心仍被延续；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也借鉴了秦国“按等级分配资源、按能力定义务”的思路。

从法律体系构建的角度看，这种“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深度联动、形成闭环”的设计智慧，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任何单一制度都难以发挥长效作用，只有将核心目标（如秦国的“富国强兵”）分解为具体权益（土地）、义务（赋税）与激励（爵位），通过刚性规则实现三者绑定，才能形成自我驱动的治理体系。当然，秦国的教训也警示后人：制度设计需兼顾效率与公平、刚性与灵活，既要聚焦核心目标，也要为社会多元发展预留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