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语课作业，”我说，“只有一个老师，大约二十五个学生。很难称得上声名远扬。”

　　莱拉把文件放回桌上。她看着杰里米，低声说：“只是一门大学课程作业并不是问题所在。你应该写出他杀害的那个女孩的故事，或者假设他没有进监狱他会杀掉的女孩们的故事。她们才值得关注，而不是他。他应该悄悄地被处置掉，没有墓碑，没有悼文，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你写下他人生的故事，你就是在创造一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标记。”

　　“别克制，”我说，“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我从沸水里捞出一根意大利面扔向冰箱。它从冰箱门上弹开，落在地板上。

　　“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她问道，看着地板上的那根面条。

　　“测试意大利面。”我说，很高兴换了一个话题。

　　“通过在厨房到处扔面？”

　　“如果它粘在冰箱上，就大功告成了。”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那根面条，扔进垃圾桶，“这根面条还没有熟。”

　　那天早些时候我离开希尔维尤的时候，对我的作业信心满满。艾弗森答应告诉我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死亡真相。我将是他的倾诉对象。我当时简直等不及与莱拉共进晚餐，好跟她说说卡尔。起码在我的想象中，莱拉会被我正在做的事情吸引，分享我的兴奋，想知道有关卡尔的一切。如今她这种反应，让我只想在今晚剩下的时光避开这个话题。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情没，或者他告诉你他是被人陷害的？”她问道。

　　“他还没有提这件事。”我从碗橱里拿出三个盘子，拿到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我们将在那里用餐。莱拉起身，从碗橱里抓了几个玻璃杯，跟在我后面。我把我的背包、笔记和报纸文章从咖啡桌收走。“我们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我说，“到目前为止，他告诉我他在南圣保罗长大，家里的独子。呃……让我想想……他父亲经营一家五金店，他妈妈……”我在记忆中搜索，“在圣保罗市区的一家熟食店工作。”

　　“这么说你写这个家伙的故事时，你只准备简单写下他告诉你的任何事。”莱拉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那几个盘子旁边。

　　“我还得去找一些二手材料，”我说着走回厨房，“不过，至于他做了什么——”

　　“你所说‘他做了什么’是指强奸和杀害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并且焚烧她的尸体。”莱拉补充道。

　　“是的……那件事情。至于那件事情，没有其他材料。我只能写下他告诉我的一切。”

　　“这么说他可以胡说八道，你也就那么写吗？”

　　“他的时间所剩不多，他为什么要撒谎？”

　　“他为什么不会撒谎？”莱拉有些怀疑地说道。我站在厨房柜台的尾端，手平放在塑料贴面上，她的胳膊伸直，手指张开。“站在他的立场想一想，他强奸了一个可怜的女孩，杀害了她，然后在监狱里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狱友、守卫和律师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现在也不会放弃。难道你真的以为他会承认他杀害了那个女孩？”

　　“可他快死了。”我说，向冰箱扔出另一根意大利面条——它粘住了。

　　“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而不是你的，”莱拉说道，那神气就像一个老到的辩手，“他让你写那篇小文章——”

　　“传记——”

　　“随便你怎么说。现在他在学术殿堂有一份记载，将他描绘成受害者。”

　　“他想告诉我他的临终宣言。”我说，把意大利面倒进过滤器冲洗。

　　“他想要告诉你他的什么？”

　　“他的临终宣言……他就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份真实的声明，因为人们不想在临死前还说谎。”

　　“而不是死前杀过人？”她说，“你没觉得很讽刺吗？”

　　“这不是一回事。”我说。至于为什么不是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我没法反驳她的逻辑。每一转弯处都现出另一条被阻塞的路，于是我把面条端到咖啡桌，装进盘子里，以此承认我的失败，无法回答她的话。莱拉拿起那盘番茄大蒜酱，跟在我后面。她开始倒酱时，突然站起身来，像圣诞前夜的“鬼灵精”[4]一样咧嘴大笑。“噢，我有一个主意。”她说。

　　“我不敢问是什么。”

　　“陪审团判定他有罪，对吧？”

　　“是。”

　　“这表明他受到了审判。”

　　“我想是的。”

　　“你可以查看他的审判卷宗。那会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有所有的证据，而不仅仅是他的说法。”

　　“他的卷宗？我可以看吗？”

　　“我的姨妈是圣克劳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她知道该怎么做。”莱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搜寻联系人找到她姨妈的号码。我递给杰里米一张纸巾用作餐巾，这样他可以开始吃，接着我听莱拉讲完电话。

　　“这么说卷宗属于当事人，而不是律师？”她说，“我怎么能找出来？——他们还留着吗？——你能把那个用邮件发给我吗？——太好了。多谢。我得挂了。——我会的。拜拜。”莱拉挂断电话，“很简单，”莱拉转向我说道，“他以前的律师会留着卷宗。”

　　“有三十年了。”我说。

　　“可这是一桩谋杀案，我姨妈说他们应该留着。”我拿起报纸上的文章翻阅起来，直到找到律师的名字。“他叫约翰·彼得森，”我说，“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公共辩护律师。”

　　“干得好。”她说。

　　“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