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基里尔边回答、边举起他的香烟。“我们必须慢慢享用。”

我推着基里尔沿着夏帕勒尔纳亚街往前走，斯莫尔尼修道院的白色圆顶逐渐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在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左转。一个赌场闪闪发亮，好像街灯映照下的棒棒糖。到处都是寿司餐厅和爱尔兰小酒馆。街旁停了一排豪华礼车，车窗上了色，跟司机们的太阳眼镜一样墨黑。生锈的煤灰桶冒出火光，火苗透过格栅抽搐颤动，看起来好像反倒是它们冷得发抖，感觉有点怪异。我们静待车流暂缓，等着过马路。

“你把我抬过入口。”我们接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入口时，基里尔对我说。我塞进两枚代币，两只手臂撑着他的腋窝，把他抬过入口。对一个缺了半截身子的人而言，他还满重的。

我拆卸轮椅时，报贩们挥舞着报纸的头版。索契的大型度假中心将于明年开幕。悉尼准备主办夏季奥运会。克列斯提监狱将改建为旅馆购物商场。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深达一百三十七米。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把尺，而且长度足以丈量我裤裆里的家伙。”我说。

“童子鸡，随便你怎么讲，我们姑且信之。”他回答。“一百三十七米，这表示它是全世界最深的电梯。我们附近就有一项世界纪录，但是搭乘电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晓得这一回事。”

“他们为什么把隧道挖得这么深？”

“因为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人丢核弹轰炸我们，隧道就可以用来当作避难所。你太年轻，不记得这些事情，但是我成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依然害怕美国人会对我们投掷核子弹。”

“被核子弹炸到的人会只丢了两条腿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皱着眉头看看他的残肢。“我又没被核子弹炸过。”

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以方格排列，深浅不一，宛若棋盘。基里尔啪的一声戴上皮手套，手掌紧贴着大理石地板，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前进。他似乎把周遭视为一组组双杠。我推着空荡的轮椅跟在后头。

“我看起来怎么样？”他问。他头上戴着尖顶帽，下半身套着半截长裤，全身上下都是军服，看起来太隆重，让我很难把他当一回事。

“很矮。”我说。

列车进站，所经之处热风劲扬，飕飕涌入车站。基里尔下达指令。这套把戏了无新意。你在地铁站每走三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在车臣战场上受伤的跛脚荣民。他们高唱民俗歌谣，坐在木头栈板上，朗读普希金，盘起软趴趴的双脚，高举硬纸板宣扬他们的苦楚。有些荣民只是喝得醉醺醺，喃喃述说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列车车门大张，吐出一群拥挤的乘客。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好像大猩猩似的穿梭于过往行人的腿间，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年轻男子让位给女士们和老人家，表现出平日罕见的礼数。车门关上，车轮嗡嗡滑过轨道，基里尔上戏。他不唱国歌、没有从轮椅背包里掏出一个摆着廉价纪念品的托盘、没有高声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他只是紧握双拳，抬头挺胸，紧盯着每一个人，缓缓爬过退让到两侧的乘客之间。我仅仅推着轮椅跟在后面，看着卢布哗啦哗啦落入柳条篮。

“玛莎，给他几卢布。”一个瘦巴巴、皱巴巴、系着头巾的老太太悄悄跟她朋友说。“可怜一下那个苦兮兮的家伙。”

“你是个英雄。”一位戴着龟壳镜框眼镜的老先生慎重地说。“宁愿失去你的双腿，也不愿失去你的荣誉。”

列车行进之时，基里尔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开口乞讨，也没有点头道谢，晨间通勤的民众却不断从口袋和皮包里掏钱捐献。他紧握双拳，一前一后撑地，尖顶帽微微一斜，拖着残缺的大腿前进。他不是滑稽的漫画人物，不是马戏班的畸形怪胎，而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爬过一个在他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的战场。我自己都几乎打开钱包。

列车开抵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的两分半钟之内，他赚到两百四十卢布。我不敢相信篮子里放着多少铜板和皱巴巴的纸钞。我爸工作三小时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你不能让他们以为你在赚钱。”他把零钱放进口袋，悄悄跟我说。我们在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登上另一部列车。

我们搭乘这一线和另外两线地铁，直到下午两、三点。不到早上十点，已有一千两百卢布入袋。不到中午十二点，已有两千三百卢布入袋。谁晓得我的同胞们居然如此爱国、如此慷慨？午餐之时，我们从Baltiyskaya地铁站回到街上，跟一个上了年纪、头发染成紫色的小贩买了沙威玛三明治和裸麦啤酒，我看着一个个穿了迷你裙的小妞走过午后斜长的光影。“我这个助理还是处男，浑身上下不对劲，无可救药。”基里尔朝着一个小妞大喊，小妞留着黑褐的刘海，埋头阅读《哈利·波特》，长相非常甜美。“你可怜可怜他吧？”

我真想马上重重打他一拳。我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三次《哈利·波特》，但我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嗯，我说不定会跟她说。但她已经拿起小说，迈步离去。

“未来十年之内预计兴建四十一座新的地铁车站。”基里尔一边享用微焦的羊肉、一边大声宣布。我真希望自己刚才追过去跟那位褐发女孩攀谈，但是我若真的追上去，搞不好只会变成她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