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为止。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的议员，他只是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把民团交让出来，岂不是将全国可用的兵力全盘交给仇敌统领？但下院逼得很紧，他的枢密顾问官们也认为无法拒绝。福尔克兰勋爵常常主张妥协，姑且假定他依旧是真诚的。科尔佩珀并不是特别忠心的人，他常常为自己打算，力劝国王批准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议员的决议案，但民团问题先不考虑。国王有些犹豫，科尔佩珀便去见王后，指出国王和她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她在赴外国途中存在的障碍。他的态度诚恳，语气迫切，很快就使她信服，也使她不再那么友好地看待主教们了。她泪如雨下，哀求丈夫考虑他们夫妇以及儿女们的安全。查理不能拒绝她，只好不情愿地让步。他心中的悔恨滋味，有点像从前判决斯特拉福德时。他授权委员们用他的名义，签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对民团则一字未提。2月16日，他前往多佛，王后要在这个港口登船。

他一到多佛，下议院就派人跟踪送信来。下议院议员们与科尔佩珀一样，认为民团问题远比排斥主教问题重要得多。下议院议员们已经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规定了统领各郡民团的将领姓名，要求国王立刻予以批准。国王借口需要时间考虑。王后登船启程后，国王在返回途中，又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封催得更紧。同时他知道，下议院议员们反对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出国，又听说代表们指控检察长赫伯特，告他听从国王的话控告那五个议员。国王很生气，他已经作出这么多让步，还是遭到那样的怀疑，好像他的让步是出于真诚似的。他怒气冲冲地接见送信人，却未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答复。2月26日，他在格林尼治看到威尔士亲王，原来亲王的老师赫特福德侯爵不顾下议院议员们的禁令，应国王之召，带着亲王到达这里。现在他对王后和孩子们放心了，就送信给下议院。他应允把民团交给下议院所派的统领们，条件是如果他觉得应该免他们的职，就可以免职，而且声明国内几个重要市镇的民团除外。后来，他不等议会的答复，就启程前往约克。3月1日，他到达西奥巴芝，议会派来的十二个委员赶上了他。议会得到国王的回信后，议决认为这个回信是明确无误的拒绝，他若固执不允许，议会只好不同国王商量，自行处理民团之事。议会还说，只有国王回到伦敦才能够阻止眼前威胁王国的祸事。议会的公文语气粗暴，好像要表示，议会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国王说道：“议会的话使我惊奇得不知如何答复是好。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送来的公文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关于民团问题，我曾再三考虑，我深信我的答复适合于你们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也适合于我所能够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赐予。至于要求我住在与你们相近的地方，你们扪心自问，如果能照顾到安全与不失体面，我有必要离开白厅吗？最后，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对于人民只祈求公道和太平。”他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继续上路。3月9日，他到达纽马克特，又有几个委员来见他。他们带来一篇议会宣言，重新综述了所有苦情和恐惧，重申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再次敦劝国王返回伦敦，与人民达成谅解。这几句坚决的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当国王和委员们相见的时候，也流露出同样的感情。君民谈话谈得很久，很诚恳，就好像是人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决裂时刻，却仍互相苦劝，力图避免最后的决裂。此时，双方显然都觉得，虽然已无和解的希望，将来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必须下定决心奋斗到底，但双方也察觉到这场斗争将带来的痛苦，所以明知无望，却不能不作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它的发生。不过，会议最终没有进展，委员们返回伦敦；国王继续前进，平安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进行斗争，这是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情况。革命清晰而光荣的道路从此开始，注定要在我们的时代[　指作者所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完成。双方不断进行谈判，但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已不是针对对方，而是与全国人民对话。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以争取人民的力量，寻求成功。在辩论中，下列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和习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停时，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中，双方争相为自己的事业打上合法印记，以寻求人民的支持。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英国不愿，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国教的人只想到教会的革命；国人的唯一企求，就是回到法定的秩序，重享古代自由，改革非改不可的弊政。领袖们尽管比常人更大胆，更有眼光，但也不曾形成如此长远的计划，他们不过是被自己所处地位的事态发展驱使前进，勉强满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罢了。当人民宣告他们的反抗时，通常使用法律的名义；过去，在取得权利的过程中，英格兰总是认为它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传统。受到大众自发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这种尊重是不允许讨论的。现在却不同了，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来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