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

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