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人城市性的一面，即市民的一面。意大利的锡耶纳是个小地方，但它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城市，市民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诺丁汉是个大地方，正向百十来万人口发展，可它只是乱糟糟一团。诺丁汉与锡耶纳绝不可同日而语。英国人很难变成市民，部分应归咎于他们维护“小家”的雕虫小技，部分应归咎于他们不可救药地认可了环境的小气。在罗马人的标准下，美国的新兴城市倒比伦敦和曼彻斯特更算得上城市，甚至爱丁堡都比任何英格兰的城市更像真正的城市。

这种“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和“我的小家”之傻气的个人主义早就过时了。那是一八〇〇年前的事了，那会儿英国人只是村民老乡。工业制度一下子就让这些变了个样。尽管英国人仍爱把自己当成“老乡”，爱想点儿什么“我的家，我的园子”，可这已经显得孩子气了。今天，甚至农场劳工都觉得自己是只城市鸟儿。英国人被彻底工业化了，因此不可救药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鸟儿。可他们不知道如何建设一座城，不知怎么设想一座城，不知怎么住在一座城里头。他们都是些市郊人，半农村人，没一个懂得怎么变得有城市气——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变成罗马市民、雅典市民甚至巴黎市民。

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群体本能，它可以使我们团结一致，以市民的姿态表现出骄傲和尊严，而非村民。伟大的城市意味着美、尊严和某种辉煌。英国人的这一面一直被压抑着并被惊人地放弃了。英格兰是一片零零落落的小破房子，这等卑贱东西被称之为“家”。我相信，英国人打心眼里恨他们自己的小家，但女人除外。我们要的，是一种更高的姿态，更宽广的视野，某种辉煌，某种壮丽和美，一种恢弘的美。在这方面，美国人比我们干得漂亮多了。

一百年前，工业家们敢于在我的家乡干下那些丑事。而今更恶魔般的工业家们则在英国大地上胡乱建起绵延数英里的红砖“住家”，像一块块可怕的疥癣。这些小捕鼠笼子中的男人们越来越无助，越来越像被夹住的老鼠那样不满，因为他们受的屈辱日甚一日。只有那些下贱的女人才仍然喜欢她们男人眼里鼠笼一样的小家。

抛弃这一切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开始改变。别再管它什么工资和工业争吵吧，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什么事。把我的故乡拆个精光吧，计划一个核心，固定一个焦点，让美好的东西从中放射而出。然后建起高楼大厦来，美丽的大厦，由此扩展成一个城市中心，把它们装饰得美丽无比。先有一个绝对洁净的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收拾过去，建设一个新的英国。去它的小家吧！去它的散落在大地上的小破屋子。看看大地，在这上面建设起高尚来。英国人尽管心智发达，可在辉煌的城市里他们却比兔子还卑贱。他们像下作、小心眼儿的家庭妇女，整天吵吵吵，吵吵吵，却原来为的竟是什么政见和工资这类事儿。

（这篇随笔是1929年劳伦斯应英国《建筑评论》杂志之约而写，杂志社本意是希望劳伦斯对工业文明过程中乡镇建设的杂乱无章进行批评。此篇后来成了劳伦斯最有名的随笔，经常被收入各种随笔集中。）

性感

真可惜，性竟成了一个丑陋的字眼儿，一个小小的丑陋字眼儿，甚至教人无法理解的字眼儿。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越想越不得其解。

科学说，它是一种本能。可本能又是什么？很明显，本能，就是某种古而又古的习惯变得根深蒂固后成了一种习性。一种习惯，即使再老，也是有个开头的。可性却没有开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它。所以说性绝非是从“习惯”而来。

人们又把性说成欲望，像饥饿一样。欲望，什么欲望？繁殖的欲望吗？真叫荒唐。他们说，雄孔雀竖起他全部漂亮的羽毛来，令雌孔雀眩惑，从而雌孔雀会让他满足一下繁殖的欲望。可为什么雌孔雀不这样表现一下去眩惑雄孔雀从而也满足她的繁殖欲？她肯定同他一样对蛋和幼雀充满欲望。我们无法相信，她的性冲动太弱，竟需要雄孔雀来展示那蓝色羽毛的奇景，以此激起自己的欲望。绝不是。

反正我从没见过哪个雌孔雀注意过她的丈夫展示其黄蓝相间的光彩。我不信她注意过这个。我一点也不信她能辨别黄、蓝、褐或绿这几种颜色。

如果我见过雌孔雀凝神注意过她男人的花花风采，我会相信雄孔雀竖起羽毛是为了“吸引”她。可她从来不看他。只是当他扑棱一下用他的羽毛碰到了她，就像风暴穿过树丛那样，她才似乎有了点生气，这才瞟他一眼。

这类性理论真叫人吃惊。雄孔雀竖起羽毛风光一番却原来是为雌孔雀，可雌孔雀的眼睛却从不看他。你就想象一个科学家有多么幼稚吧，他甚至赋予雌孔雀一双深邃灵活的目光去欣赏雄孔雀的色彩与造型。哦，多么会审美的雌孔雀啊！

还有一说是，雄夜莺歌唱是为了吸引雌夜莺。可让人好奇的是，求偶期和蜜月都过了，雌夜莺也不再对雄夜莺感兴趣，而只顾起幼莺来。这时那雄的还唱得那么欢是为什么呢？看来他唱歌不是为了吸引雌的，而是要分她的心，逗正在抱窝的她一乐。

理论是多么令人高兴又是多么幼稚！可这些理论背后隐藏着一种意愿。所有性理论背后都藏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意愿，那就是否定并要抹杀美的神秘。

因为美就是一种神秘。你既不能吃又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