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莉亚姆从座位上微微直起身，想看清楚走在十字路口另一边的那个女人的脸。她能够降下车窗，喊她，但这样她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而且路易丝也许听不见。米莉亚姆看见金色的头发，颈间的发髻，路易丝那不可模仿的步态，敏捷的，颤动的。路易丝似乎走得很慢，在浏览这条商业街两边的橱窗。接着米莉亚姆就看不到她了，她瘦削的身体被行人挡住了，被一群笑着、晃动着胳膊的人卷走了。接着她从人行通道的另一头冒了出来，就像一部颜色都已经有些泛黄的老电影里的画面，而夜色笼罩下的巴黎是那么的不真实。路易丝一副不合时宜的样子，娃娃领、裙子很长，就像是走错了故事的人物，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注定要永远流浪。

保罗疯狂地按着喇叭，孩子们惊跳着醒了过来。保罗的胳膊扒住车窗，往后看去，一边全速取道垂直的一条路，一边大声斥骂。米莉亚姆想要制止他，告诉他，他们有时间，发怒无济于事。她略带忧伤地望着路灯下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直至她能看见的最后一刻。月光下的路易丝轮廓模糊，她在等什么，就好像是站在她准备好要跨越的边界旁，她即将消失在边界的那一边。

米莉亚姆重新陷入座位里。她又一次往前看去，有些混乱，就好像遇到了记忆中的一个什么人，一个老朋友，年轻时代的恋人。她在想，路易丝这是要去哪里，刚才那人是不是她，她在干什么。她很想再透过玻璃窗好好看看她，看看活生生的她。在这条街道上偶遇她，远离他们习惯的地方，激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第一次，她试图去想象，非常具体地去想象一下：当路易丝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

听到母亲喊出保姆的名字，亚当也向窗户外望去。

“是我的保姆。”他叫道，手指着那个身影，就好像他无法理解，她竟然也在别处生活，独自一人，走路的时候竟然不用推手推车，竟然没有握着一个孩子的手。

他问：

“她去哪里，路易丝？”

“她回家，”米莉亚姆回答道，“回她自己的家。”

七

队长妮娜·多瓦尔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她家在斯特拉斯堡大街。在这多雨的八月，巴黎城整个儿空了。夜晚寂寂无声。明天早晨七点半，路易丝每天早晨重新见到孩子们的时刻，高街那房子上的封条就会被揭掉，房子开始重新整修。妮娜通知了预审法官、检察官、律师。“是我，”她说，“负责保姆案子的。”没有人敢反驳她。队长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桩案件。她第一个到达犯罪现场，就在接到露丝·格林伯格的电话之后。那个音乐教师在电话里叫：“是保姆，她杀了孩子们。”

那天，妮娜把车停在大楼前面。救护车刚离开。人们把小姑娘送往最近的医院。爱看热闹的人已经挤满了街道，他们都热衷于看到警笛啸叫、救援队员匆忙来去、警员脸色苍白的场景。行人们装出在等些什么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面包店门口或是某幢大楼的门廊下打听消息。有个男人伸长了胳膊，在拍大楼入口处。妮娜·多瓦尔让他离开。

在楼梯上，队长与带着母亲离开的救援队员擦身而过。嫌疑犯还在楼上，还在昏迷之中。她的手上握着一把白色的陶瓷小刀。“把她从后门弄出去。”妮娜命令道。

她走进房子。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她看着技术部门的警员在他们巨大的、白色的组合工具前忙来忙去。在浴室，她摘掉了手套，冲浴缸弯下腰。她将手指放入浑浊而冰凉的水中，手指在水中划出一道道纹路，水流动了起来。她无法将自己的手指拿出来，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一直到最深处。她的胳膊一直往下，先是淹没了手肘，接着一直到肩。这时一个调查员进来了，看见她蹲着，袖子全湿了。调查员请她出去，他要做记录。

妮娜·多瓦尔在房子里踱了一会儿，将口述录音机贴在唇边。她描述了这个地方：香皂的味道，血的味道，打开的电视的声音，以及正在播放的节目的名称。没有一个细节被遗漏：开着的洗衣机门，里面露出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放满水的厨房水槽，扔了一地的孩子的衣服。桌上放着两个粉红色的塑料盘，剩着的中饭已经干了。小贝壳面和火腿都拍了照。后来，当她进一步了解了路易丝的故事，当人们向她讲述了这位怪僻的保姆的传奇故事时，她对于当时在房子里看到的这份混乱感到很是不解。

她派维尔迪艾警官去火车北站接出差才回来的保罗。他知道该怎么做，她想。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警官，会找到合适的词语，也能让他尽快安静下来。警官提前了很多到达车站。他坐在穿堂风吹不到的地方，望着陆续到达的火车。他想抽烟。他看到有一趟车，乘客们陆续从车厢里下来，他们开始奔跑，成群结队。他们应该是在赶换乘，警官看着这汗津津的人群，穿着高跟鞋、拿着手提包的女人，男人们则在喊：“让让！”接着伦敦来的车子到了。维尔迪艾警官本可在保罗所在的车厢下面候他，可是他情愿在站台尽头等。他看着这位现在已经成了“孤父”的人向他走近，耳朵上戴着耳机，手里提着一个小包。他没有迎上去。他想再多给他几分钟的时间。在将他抛入无尽的黑暗之前再多给他几秒钟的时间。

警官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他让保罗跟着他，可保罗开始时还以为他们弄错了。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多瓦尔队长终于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