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的人从止戈铺赶集时听见街头敲锣打鼓地宣传杨猴子的事迹，有人看了照片后说，这不是杨家嘴杨洪福家的六娃子嘛！佃农杨洪福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保长亲自上门去贺喜，说杨六娃是当今报上宣传的红人，又升了官，有出息了！杨洪福家里积攒的鸡蛋，都煮成荷包蛋喂给保长、甲长和止戈铺下来的大人物了。

杨六娃对我却是很恭敬，私下里总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从背后刺死那个鬼子，龟儿子的刺刀说不定就把我的肠肠肚肚都穿通了！杨六娃说，梁哥，还是家乡人亲啊！我说，当然了，杨家嘴和梁家村，那还消说！杨六娃说，梁哥要是不嫌弃，就收我做弟嘛！我说，你现在是班长了，哪敢高攀呀！杨六娃说，恩人为大，你永远是哥哥！说着就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看他态度诚恳，也就说，从今后，我叫你六弟吧。杨六娃说，要得，梁哥！

当下，军长问他：杨猴子你有啥要求，只管说！杨六娃说，我想留着这根扁担，请军长批准。军长说，好哇，你个杨猴子，要把扁担当孙猴子的金箍棒，照着妖魔鬼怪一阵乱打呀！我特别批准你随身带着这根扁担，打完了日本鬼子，这根扁担还可以带回家去，做杨家的传家宝！

杨六娃摸着扁担，鬼精灵一样地笑。

事隔五十年之后，我回到老家时，经常到杨家嘴去，杨六娃的儿子杨兴社把我领到他家的堂屋，在父亲的牌位下，放着一根千疮百孔的生漆楠木扁担。除了刺刀留下的痕迹，扁担上还有一些裂纹。我问杨兴社，这根扁担是不是你爹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杨兴社说，他爹生前一直带着这根扁担。他爹死之前正挑着粪水往坡地里去浇玉米。那是一天清晨刚出工的时候，他爹从玉米地的窄埂上掉下悬崖，手里还攥着这根扁担。农场里的人找到尸体已是第二天，怎么也没法将他的手从扁担上移开。人们用木棒绑了一副简易担架把他抬到场部。杨兴社接到紧急电报后赶到云南已经是第七天。尸体却没有一点腐烂的痕迹，他立马用热水拧湿的毛巾敷住他爹的手，一边给他爹小声说，这根扁担要带回家去，供在老家的堂屋里，要让子孙后代知道杨和顺是抗日英雄，不是通敌的坏分子。场部的领导并未听见儿子跟父亲的对话，只看见父亲的手轻轻松开，扁担掉在了儿子的手里。杨兴社默默接受了组织认定的畏罪自杀。把父亲火化后，用这根扁担挑回了骨灰罐和父亲的其他遗物。

我这才告诉杨兴社，这根扁担就是你父亲打鬼子用过的。六弟想方设法把它带到了昆明，又带到了保城，最后寄在保城一位老乡家里。六弟说，今生他与这根扁担有缘，他一定会再去云南找到它。那农场离保城那么近，他一定会找到的。

杨兴社叹了一口气，说父亲这辈子是个死心眼，他老人家始终认定打鬼子是一生最豪壮的事情。那张登在报上的照片后来成了他的罪证。“文革”中专案组认定他是国民党大力宣传的旧军人，尽管他所在的部队已在解放成都时投诚，但杨和顺来路不正历史不清，谁知道他是不是美蒋的潜伏特务？所以他被送到云南农场劳动改造。

杨和顺曾经对儿子说起那根扁担的经历，还讲到了救他一命的兄弟梁草。他说，要是那个时刻，梁草不救他，则是一大幸事，省了历史上留下污点。抗日而死，当时的国共两党都要承认是英雄。唉！谁知今天，弄成个潜伏特务！杨和顺的眼睛望着他家竹林的雾气，也是两眼雾水。杨兴社记下了父亲的那段话和说话时两眼的泪水。

但当时杨兴社一直不愿理父亲，父亲的历史断送了他在部队的前途，一心想脱农皮的杨兴社到省城当了几年兵又回到了杨家嘴。心中那个郁闷无法排遣，便成天摆弄一部小收音机。那是杨家嘴的人从未见过的奢侈品，那时家家户户都安着一个小喇叭，由公社播音员操着地方口音播送止戈铺的大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的摘要节目。而杨兴社成天穿着没有领章的军服，拿着收音机天线调整方位。这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肯定是杨家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子通敌畏罪自杀，儿子还会是什么好东西！

有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警车打破了杨家嘴的寂静，下来几个穿白制服的警察，把杨兴社带上了警车。后来杨家嘴的人在赶场时看见止戈铺的一面墙壁上贴着布告，布告上说杨兴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私自收听敌台，试图和台湾的蒋匪联络，反攻大陆。杨兴社被叛了七年徒刑。七年之后被释放回家时，脑袋上满是猩红色的癞疤，稀疏地长着一些头发。为了掩饰难看的头皮，杨兴社就把下面的头发留得很长，一个劲地往上梳，杨家嘴的人戏称这叫“地方支持中央”。

杨兴社已过了四十多岁了仍然是孤家寡人，心中的窝火只好对着那根扁担发泄，他抡着扁担打倒了自家的泥巴墙，扁担也裂了一道口子。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喝闷酒，迷迷糊糊地看见月光下，那根扁担在移动，从院坝里到了堂屋的柜子上。他抹着眼屎跪下了，知道父亲的亡魂一直没有离开那根该死的扁担！

第二天他挑着泥浆重新糊好了墙壁，跟着母亲死心塌地过起了一般庄户人家的日子。直到八十年代，他接连收到了组织上送来的两道关于他父亲杨和顺的平反通知，这时他的母亲已去世了。他把父亲的那纸平反文件留在家中的柜子里，把扁担供奉在堂屋上，用父亲补发的工资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