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子，他抱着欧阳桐睡火车站；说没钱吃饭，他和欧阳桐要的饭菜都馊了；说欧阳桐生病，去不起医院，在家使劲儿养，没准儿不会死。一个月一两封信，我不知道，我妈不知道，丹丹后来告诉我的，信全让王总扣下了。他给我父亲写回信，要他以后把信寄到单位，再把钱汇过去。每个月都是，王总哪儿来的钱，他不会是偷着卖血吧？他觉得他对欧阳桐有愧。

　　有那么几个星期他没有收着信，这都十几年了，就这俩月没收着。他掏出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看看，这封信他没有回，我父亲依然要钱，这次太过分了，数目太大，说是赎命。王总受够了，不回信谴责，也不去银行划账，他选择沉默。那边也不再来信，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王总开始倒数日子，他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他把我们的客厅搬到阁楼上，竖起耳朵等着就快来了的不速之客。那段时间我们还以为，王总是被那些法制新闻吓坏了呢。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少年在楼下用钥匙划门，王总冲下去开门。不用问就猜出这是欧阳桐，我妈妈的另一个儿子。见到他的一刻，王总终于释然了，那个勒索者终于不会在他这儿继续领长期饭票了。而且，超乎他想象的是，眼前这么大点儿的孩子，居然仅凭一己之力，就把那件事解决了。

　　**3

　　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们接近松原收费站，能顺利出去我会好过很多。我问陈洁还精神吗。她反问：“你说呢？”

　　我说：“过去的二十个小时，你见我又紧张又谨慎，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来了，这是最后一道坎儿，就像游戏机的关底大怪，过了这个我们就一马平川，要是死在这儿，还不如死在前面。”

　　“你干吗讲那么多？”

　　“把你调动起来，”我比画着说，“注意力集中。”

　　“我知道啦，如果你被抓住，我不也是包庇窝藏吗？”

　　“真要是那样，”我露出拿把空枪说，“你就说，我拿这把枪要挟你来着。”

　　她没说话，减速，跟一辆吉普车后面向收费口滑行，转过来摸摸我头发，说：“你人其实挺好的，我都快被你说感动了。”

　　“我只是顺水推舟做人情。你那么聪明，我不说这个，你到时候也会这么干。”

　　“你真讨厌。”

　　她停下来候着。我戴上帽子往后靠装睡。这时候不能戴口罩，太此地无银了。吉普车过去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先把钱收了，一百来块钱。里面的警察跟她要身份证，陈洁从窗口递过去。他拿着证件在手持验证器上刷一下。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变得简单多了，被通缉或是假证件一刷便知。我们前辈警察玩第一代的时候，还都是拿着通缉单子一个个对号呢。接着他走出来—他真客气—双手奉还。警察什么时候向服务业看齐了？

　　他继续客气地问：“这位先生的证件能出示一下吗？”

　　“他？他生病了。”原来陈洁一急也慌，检查身份证跟生病有什么关系？

　　我缓缓起身，仿佛刚醒来，哑着嗓子问：“怎么了，老婆？”

　　“他问你身份证，老公。”

　　“我身份证在咱结婚证那个袋子里呢，你找找。”

　　她翻出欧阳桐的身份证，交给警察。他核对照片是我，是一个人，走进去刷验证器。透过车窗我看到他刷了几次没成功。然后他打了二十秒的电话，走回来说：“可能机器出了点儿故障，您还得再等等。”

　　“什么故障？”

　　他皱眉审视我，看身份证，还是想不通，索性不隐瞒地说：“呃……上面显示您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我嚷出来。

　　“是啊，我已经把您的身份证号报告总局，在等他们核实。”后面的车着急了，狂按喇叭。“这样您先停在这边等一分钟，让后面的车先过，好吗？”

　　警察做了个靠边停的手势，一看就没干过交警，完全不是疏导手势。陈洁往右摆舵，靠边的时候，车前面只有一半是护栏，一半是空隙。我凑过去低声说：“冲出去！”

　　她没听我的，指着后视镜。一辆警车停在我们三个车位远的地方，两只脚架在窗前优哉游哉。

　　“它熄火呢，追不上我们的。”

　　“那护栏能直接把玻璃干碎！”

　　我点上支烟，对她妥协：“一会儿检查完后面那辆马自达，护栏会摇起来，那时马上冲出去。”

　　“一定要到这种地步吗？”

　　“那是个死人的身份证！”

　　对马自达，他们还是走一样的程序，收费，验证件，客气地奉还，工作人员准备开闸放车。不一样了，警察进去让他们停止放闸。马自达后面的车同样开始焦躁地按喇叭，警察抄起对讲机喊两句话。有了变化，后面的警车在打火，车前现出的不再是一双脚，而是一张整装待发的脸。

　　“走！”我叫道。

　　陈洁慌了，看着我，又回头看着启动的警车。

　　“护住脑袋！”

　　“啊，什么？”

　　方向盘还在她手里，我来不及过去，斜身踢开她的脚，猛踩油门。前面的护栏仿佛是挂在吊车上的千斤顶奔着车窗袭来，冲击过后我们面前白花花一片。我看不到前面，用枪托敲打整扇碎了但还黏合着的玻璃。哗的一下，玻璃全散进里面。车忽然冷了起来。

　　“跟跑车似的。”陈洁说。

　　似乎她还挺享受的，二人合力的效果。她还在驾驶位，我的脚还在油门上。我告诉她握紧方向盘，回头看后车。由于我们的雷锋开路，警车没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