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有切成细丝的苹果的，但我一直寻不出来。我在吃这种饼的当中，不敢开口说话，生怕把嘴里的饼全喷了出来。

在静默之中，还是路德太太先开了口：

“哈利先生，”她认真地说，“路德有些话要对你说。”

路德清了一下喉咙，在椅子里坐直。我转脸向他，我嘴巴里仍塞满那难以融化的饼壳。路德的神态是异于寻常的严肃。我心里不由得有些不安。

“我想要说的是，”路德开口了，“我与我太太的银婚纪念快到了，我想我们应该热闹一下，希望哈利先生能做我们的上宾。”

我几乎噎了咽喉：“路德！你们真是太客气了！我一定来参加，我觉得我非常的光荣！”

路德仍然正襟危坐，态度也仍然严肃，似乎他接下去还有大事要宣布。终于他说：“我们非常高兴你答应了。所以，我们已经在卡斯莱的金士赫大饭店订了房间。”

“喔，真妙！”

“嗯，我跟我太太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他引以为荣地昂着头。“我们就要有一次盛宴，同时还有娱乐节目。”

欠债不还的行家们

由于时间的积累，以及我所学的理论装配上了实际经验——像光秃的骨骼装配上了肌肉与内脏那样，我开始体会到兽医行业尚有基本上不曾提到的一面：那就是与金钱有关的。金钱常常在农民与兽医之间构成了一道壁垒。我认为这是由于农民脑海里深埋着一种信念——也可以说是深藏在他们潜意识之中的——他们自以为对于牲畜的了解远超过局外人，因而以为付了钱请人来诊治他们的牲畜，无异于自己承认对于牲畜的了解是完全失败了。

在早些日子里，当时没有免费的农牧指导机构，农民们不得不付钱给兽医，当时横隔在彼此之间的壁垒是非常坚固的。可是，到了后来，有种种免费的牲畜健康服务机构出现，兽医更突出地变成了惟一要收钱的人了。

所以，大多数农民都是咽下苦水，而拿出支票簿付款给兽医。但也有一小部分，大约是十分之一吧，对于兽医尽量选取了不合作不信任的态度。

在德禄镇，我们就有这么十分之一的农民，为数虽小，却永远让人恼火。我只是西格的助手，当然谈不上有这一类为收取医药费而怄气的事。但西格自己就时常要受烦扰。

女秘书哈伯图小姐不断地把账单打出来，弄成整齐的一叠送给西格。西格的烦恼往往也就在这时候开始。他先一张一张地看，接着他的血压就升高了。

有一天夜里，我发现他在伏案工作。这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而这一天他已经工作得够辛苦，他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但他仍在细核每一张账单，核过以后，把账单面朝下地堆成一叠在他左边；他的右边也有一叠薄得多的账单。每一次他核过一张账单而把它放到这较薄的一堆上时，他嘴里总要怒骂一声，甚至有时还拍桌子大发脾气。

“你相信不相信？”当我走进去时他对我说，“勃伦桑这家伙，两年多以来没付过我们一个铜子。可是他一点也不穷，生活好过得就像一位苏丹，附近几英里以内的市场没有断过他的足迹，一个礼拜总有好几夜喝得醉醺醺的，而且上月我看见他花十英镑赌跑马呢！”

西格把这一份账单“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到右边一堆上去，气呼呼地又去看下一张账单，却像被冷冻那样地呆住：“喏，再看这一张！劳勒农场的老夏！我敢赌咒他床底下至少埋了几千镑金子，却不愿先还一点医药费给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几张账单看过而放在左边的大叠上去，然后又大声对我咆哮着，还把一张账单在我面前抖动：

“天老爷，天老爷！吉米，这个真是太过分了！白梅逊欠了我27先令6便士。我一年又一年地寄账单给他，所花的邮费恐怕比他欠的钱还要多了！可是，你知道吗？昨天我瞧见他驾着一辆崭新的轿车，由我们门前经过！这家伙真混蛋！”

像旋风一般他把这账单放下去，又开始去看另一张。他只用一只手按着账单，而另一只手在头上乱抓着。我迫切希望他遇到好主顾的账单继续多一些，因为我担心他的神经系统会受不了。我这个愿望似乎暂时实现了，因为他持续了好几分钟，都是静静地看看账单就把它放在厚的一叠上去。可是，一下子，他又突然发僵地坐在椅子里不动，两眼呆望着面前的单子，然后把单子举起来，凑近眼前再看了几秒钟。我硬起心肠注意瞧，这一次爆发一定很可观！

然而，使我惊讶的是，西格竟然吃吃发笑，接着把头一仰，变成了捧腹大笑。最后他笑到几乎筋疲力尽，才转过头对我说话：

“这是那位少校的账，吉米！”他说，“那位有义气的上校。你知道，你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当我买下这间诊所的时候，他就欠了前任一大堆的债。到了现在，他仍然在欠我的医药费。我替他医疗动物，根本是一个铜子也没拿到。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跟别人一样欠债，但他是一个铜板都没给。别人欠债只是业余的，而他却是有高深的欠债艺术！”

说着西格站起来，走向玻璃橱，拿出了一瓶威士忌，两个杯子，阔气地把酒各倒了一大杯，递了一杯给我，他自己走到沙发里坐下去，脸上仍然微笑着。那位上校已神奇地恢复了西格的幽默感了。

这位上校名叫薄烈文，我记得是一位有着强硬的使人不得不服从的性格的人。他的仪表好似罗马贵族，说话声音有如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他举止优美，轻松愉快。随时只要他随意地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