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混乱不堪。有些人头天被打得血肉模糊地送进来，转眼又被另一拨人当英雄一般接出去，还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的。一个人就是进洞房，大约也不会有这样大喜大悲。

没有立案侦查，也没有审讯宣判。但这里就像台风漩涡的中心，反而相对安宁安全，至少监狱里没有批斗会上的殴打，没有突如其来的抄家、游街、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破鞋。劳动当然要干，而能平和地劳动和工作，在当时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天收工回来后，号子里又塞进来七八个人，老犯人们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铺位挪一挪，以给新来者让出空间，但那是有条件的，最靠门的、靠近尿桶的位置，当然是留给看上去最好欺负的新犯人。赵广陵发现被推到尿桶边上的那个人竟然是大儿子赵豆芽的数学老师。老师总是面皮薄胆子小，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求生存。赵广陵便走过去，将他的被盖卷提到自己的铺位边。他是“二进宫”的老犯人，又是从黑牢里活着出来的，在这间号子里已是无形的“牢头”。这老师姓夏，赵广陵参加过几次家长会，据舒淑文说他家从前是昆明的大户人家，和舒家也是世交，夏父似乎还是“寒梅会”的诗友。

赵广陵让夏老师随时跟在自己身边，还是干木活，只是不做翻砂的模具了，现在社会上需要的是大量的语录牌，从十几平方米的，到孩子书包那样大的，每天要做几百上千个。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活计，但却是最令人费解的工作。人们伐倒山上的大树，将一车又一车的原木拉来，松木、柏木、红木、杉木，甚至金丝楠木，都被改成木板，钉成一方方的语录牌。大的挂在墙上，竖在路边，小的人人随身背一个，就像学生的书包，或者旧时代女人们赶时髦的坤包——这的确是当年的时髦。可是，就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圣旨牌，也不会有这么多。难道外面的人都疯了吗？

赵广陵有次悄悄问夏老师：“夏老师，你晓得我儿子最近的消息吗？”在赵广陵再次进来之前，他发现儿子越来越不听话，或者说，越来越看不起他这个当爹的了，家里仿佛谁都欠他的。赵广陵也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儿子的进步。但狗还不嫌家贫，老子再有什么历史问题，也是你的爹。有一次赵广陵曾这样跟儿子说。

“你呀……”夏老师看了赵广陵一眼，欲言又止了。

“夏老师，我半年多没家里的消息了。”

夏老师望着赵广陵哀求的目光，不得不斟词酌句地说：“你儿子，想加入红卫兵。”

“我知道，我儿子一向追求进步。”

“但你们这种家庭，你明白的。”

“可我是我，我儿子是小娃儿嘛。况且他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都是革命教育。”

“是的，他在学校从来都很积极。长年坚持打扫教室，干劳动总是挑最重的干，红卫兵贴大字报，他熬糨糊，一桶一桶地送。有一天红卫兵要把大标语刷到百货大楼的墙上，叫他把糨糊送到临时架的梯子上，结果梯子倒了……”

“我儿子、摔伤没有？”

“还好。只是手摔断了，不过已经接上了。你放心。”

“这小子……”

“那些红卫兵还是不要他。”

“哦……”

“有一天，他把你的一包国民党反动派的奖章交给学校了。你怎么还藏得有那些东西？自己招祸啊！”

赵广陵五雷轰顶，身上的骨头就像瞬间被抽走了一样，瘫倒在地。

夏老师只能痛苦地叹了口气：“这么大的运动嘛，娃娃要进步……”

报应！他相信当年郑霁被告知是被自己的老长官告发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郑霁被枪毙时全体犯人都被拉去法场接受教育，赵广陵那时已经释放留队。他情愿那一天永远被忘记，情愿那是一场噩梦。郑霁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他们留队人员的方队时，这个家伙瞪圆了眼睛在人群中找赵广陵，那凶狠的目光就像追逐着仇敌狂乱扫射的机枪子弹。如果不是他的嘴被塞着，也许他会大喊大叫——天知道他会叫嚷些什么来？赵广陵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眼光击倒，第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尽管他一千次一万次地告诉过自己：这是为闻一多先生报仇！这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可是为什么伸张一次正义，却要出卖自己的仁义？这些年来，郑霁总是在赵广陵的噩梦中说，生死兄弟，仁义为重。枪毙郑霁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刑场的草地上还有积水。尸身湿淋淋的郑霁和几个死刑犯曝尸一天，让犯人们和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们排队参观。有人往那些尸体上扔烂水果、西瓜皮、甚至拳头大的石头，还有胆子大的人上去踢上几脚，以示自己的勇敢和革命。赵广陵那天主动要求去替郑霁收尸，因为他被枪毙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这个贵州人，从抗战时起就在云南漂泊，跟随赵广陵打日本人，追随国民党当宪兵特务。1949年以后，不知道他在哪里混，也不知道他如何落的网。“你投错了胎。”赵广陵在为郑霁挖坑时说。他只找到一张草席把郑霁裹了，小心放进墓坑。那时他看见郑霁的眼睛还怒视着他，赵广陵试图给他合上，可他左抹右揉的，那怒目圆睁的眼睛就是闭不上。在死人堆里滚打过的赵广陵，这次却害怕了。他慌慌张张地把郑霁埋了，连坟头都垒得不成个样子。他像干了一件坏事一般“逃离现场”，但又忍不住再回头望。这一望让他魂飞魄散，小三子的一只脚竟然蹬出了坟外！仿佛马上就要追出来。赵广陵“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