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喜庆中，昆明的市民们劳军送来的水饺还没有吃完。我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滇西战役远征军阵亡官佐的名录，一个让我泪如泉涌的名字赫然出现：

赵岑，上尉连长；阵亡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十九日；阵亡地点：畹町芒撒。

我再次失态，号啕大哭。比知道自己被毁了容更为悲恸。毁掉一张脸算什么，断一只手算什么，少一条腿又算什么，你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没有了，那才是人生万劫不复的灾难。

我再次像死人一般躺在病床上，不听医嘱，不吃东西，不说话。

滇池边梨花盛开的一个下午，我独自坐在医院外面的台阶上望着烟波浩渺的滇池发呆，自从能自如走动后，我常常来这里一坐到天黑。这时我看见两辆美式吉普开进医院，车上跳下来一个高阶军官和几个随从。一会儿珍妮小姐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说有个将军来看你，快跟我回去。

是远征军第8军的李弥军长，他因松山战役有功，从少将副军长升为中将军长了。我在医院里听说当我负伤后，是李弥将军命令副官用他的吉普车把我连夜从松山战场送到保山的飞虎队机场。李弥将军的命令是：带上两挺机枪，必要时你就是用机枪开路，也要给老子把这个兄弟送上飞机。当时美军已经开始用飞机为中国军队抢运伤员，那是八年抗战中最为幸运的一批伤员了。但在1944年夏季，滇西三大战役——腾冲收复战、松山攻击战和龙陵战役先后打响，伤亡实在太大。能搭上飞机送到后方医院的都是幸运者，伤势重的，官阶高的，可优先抢运。李弥军长的副官后来真的在机场用机枪逼停了就要起飞的C-54运输机，强行给我找了个位置，不然我就死在前线了。

面对救命恩人，我依然提不起精神来，但李弥军长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情绪，他很忙，只是抽空来看我的。他拍着我的肩说：

“兄弟，好好养伤，痊愈后到我的第8军干吧。你的71军也已经打残了，我的第8军正在宜良整编。我等你，现在我就升你当少校营长。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完哩，你可得抓紧。”

“军长，我的战争结束了。”我低声说。

李弥军长说了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作为一名军人，他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忽然很诡秘地问身边的副官，“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副官马上跑出去了，片刻回来报告说：“军长，一切就绪。”

一个男人被拥进洞房，会是什么感觉？同样，一个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军人，忽然被告知接受国家的授勋，他又该情动何处？

原来李弥军长不仅仅是来探视我的，他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我颁发一枚“四等云麾勋章”。

医院的军官俱乐部为此稍稍做了些布置，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图片撤下来了，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和第8军军旗。一些美军军医和护士以及能走动的中美两国的伤兵都被邀请来当观众。李弥军长的副官还特地带来了一套簇新的军装让我换上，领章上已经是少校军衔了。我像个羞涩的新郎官被人引上临时布置的授勋台。我身上正在愈合的伤疤仿佛也要开口祝贺两句，这搞得我浑身难受，就像我听到李弥军长面对大家热情洋溢的溢美之词。但当我看到那块金黄色的勋章别到我的左胸上时，掌声和欢呼声中，我的眼眶还是湿润了。

勋章是授给国民革命军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109团3营一连前上尉连长、现任第8军少校营长廖志弘的。我佩戴着它接受人们的祝贺和喝彩，以及珍妮小姐的亲吻，感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

无论是在上陆军军官学校时还是后来投身抗日战场，那些能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云麾勋章共有九等呢）的有功军人都让我高山仰止、敬佩不已。1933年，名将戴安澜将军在长城古北口痛击日寇，轰动全国，仅获五等云麾勋章；1938年，张灵甫将军在武汉大会战中于万家岭率军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获四等云麾勋章；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第一个胜仗就是孙立人将军打的仁安羌大捷，也才获四等云麾勋章……

有资格获得这个等级勋章的抗日军人灿若群星，我何功何苦、何德何能！

授勋仪式结束后，李弥军长自掏腰包，请所有在场的中美军人喝酒，美军女护士们不断来请我跳舞，我除了跟珍妮小姐跳了一曲外，都以有伤不方便婉拒了。李弥军长大约看出了我的难堪，他望着我的脸说：“可惜了一张英俊小伙子的脸。不过没关系，到了我的部队，我给你说个云南媳妇。你看，我脸上还不是有伤疤，照样带兵打仗嘛。人家说人一破相，出将入相。哦，对了，我还带来了你的家信呢，有好多。”

我的家信？我看着那一沓厚厚的家书，却怕它们烫手一样不敢拆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许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些家信比我左胸的那枚勋章还重要。当我小心拆开第一封家信，看到“志弘吾儿”几个字时，我再次泪湿衣襟，心如刀割。

李弥军长指指我的勋章，“你的家人现在该为你感到骄傲了。慢慢看吧，老弟。我要走了，等你伤好后，我会派人来接你的。记住我的话，日本鬼子还没有杀完。”

云麾勋章并没有让我的伤好得更快，反而在读家信期间，我的伤情忽然恶化起来，我发烧，说胡话，肺部感染，体温高到近40℃，医生们几次把我从死神那边争抢过来。当我再次恢复到李弥军长来看我前的那种状态后，我有一次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