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多，直到1957年赵迅被人揭发出来之前，那个卧底也没有发现赵迅有任何违法之举。

从土改、清匪反霸、肃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时期，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有历史前科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都杀了。但有一条漏网之鱼就像在一潭浑水里闪现了一下，就再也找不到了。根据缴获的敌伪档案上记载，有个籍贯为云南、名叫龙忠义的军统特务，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受训，在抗战时被派回了滇缅战场，但却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战死者的名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里也不见这个人的相关档案。当时肃反机构推测此人即便不死，也可能逃到缅甸去了。此案本来可以存档了结，但1964年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交代说，他50年代在昆明的街头偶然碰见过龙忠义，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同期受训。那天龙忠义一看见他转身就跑，国民党方面那时还想招他重新归队哩。

这条线索让省公安厅的政治保卫部门大费周章，一次又一次审查、甄别、侦查、外调，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堆在周荣的办公桌上。他左看右看，归纳来分析去，这个人的相貌在他的脑海里大体形成了。只差最后一点证据，他就可以下令捕人。但“文革”爆发了，公检法机关被夺权砸烂。周荣在被打倒的前一周，把这包档案材料装进了自己办公室档案柜的暗屉里。这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它们是最为机密的材料。不无讽刺的是，这个暗屉正是当年的木匠赵迅做的。它在抽屉的里面挡板上还安有一个树叶状的木梭，不知道的人只会当它是个装饰。把这个木梭往右一拨，便可拉开里面的小抽屉。赵迅曾经称之为“活棺材”。

这口“活棺材”埋葬了一个人的某段历史，也救了他的命。周荣靠边站、被打倒批斗、关进监狱、再到农场劳动，前后也折腾了十来年。这期间竟然没有人发现过这个暗屉，也没有人去翻一翻档案记录——也许在砸烂公检法的混乱中被烧掉了？在形形色色的批斗会上和审查中，周荣可以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交代自己的路线错误，交代自己的官僚作风。但他绝不会告诉那些造反派们那个暗屉里的惊天大秘密。

这是因为周荣被打倒前已经初步判断：在中美合作所受训过的军统特务龙忠义，就是赵广陵、赵岑（还一度冒名廖志弘）、赵迅。他不愿别人来接手这个案子，他需要亲自证实。

十年多的磨难，周荣情愿自己忘记这份档案。但他那天无意中拨开了那个木梭，就像拨云见日，记忆之门轰然洞开。他必须去会会自己的老同学、生死战友和证实那个疑似的漏网“老特务”了。

周荣没有睡意，去盥洗间洗了把冷水脸，回来时赵广陵醒了，像说梦话一样冲周荣说：

“你认识129师的穆团长吗？他可以帮我证明，我在八路军里干过。”

周荣一语双关地说：“老伙计，现在你在哪里干过都不重要了。”他还蛮有优越感地幽了自己的老同学一默，“难道你这个‘老滇票’还想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嗦？”

“我的政策人民政府给我落实得比你还早，我是特赦人员。”赵广陵一本正经地说，好像还很光荣。“我只是想让你相信，我在国共两边的阵营里都打过日本鬼子。我从前认为自己该追随某种主义，吃了那么多苦头后，我才发现哪一种主义都不喜欢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也会长大，也是人，也可以尽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你这个人哪……”周荣挠着自己的头，在屋子兜圈子。他在想，要不要直截了当地向赵广陵点出自己的怀疑呢？即便你获得了口供证据，又能怎么样？再把他抓起来吗？与其这样，还不如继续装糊涂。有些人的个人秘密，能带进坟墓，未尝就不是一件好事。人生谁没有错？即便是他这样的老革命，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工作，自己羞于面对的错误可以用大卡车装。这些错误是对得起党的，但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他同样不会轻易告诉任何人，准备把它们带进棺材的。同理，一个本质善良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隐瞒自己不见容于现在这个社会的某段历史呢？这就像一个男人年轻时轻佻浪漫，钻了某个女人的被窝，但他断乎是不会告诉自己的老伴和子孙的。

“你还是不信任我。”赵广陵有些气哼哼地说。

“你信任我吗，老伙计？”

“说实话，三分相信，七分不信。”

“我和你相反，七分相信你，三分怀疑你。”

赵广陵说：“我就是百分之百地不相信你，也对你无碍；你有百分之一怀疑我，我就可能重新进去。”

周荣沉默了，许久才叹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这两个老龟儿子，能像打鬼子时当敢死队那样，同袍同泽，以心印心？”

“不可能了，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

“难道我们不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要讲阶级成分的，要讲矛盾斗争的。夫妻、父子，都要讲阵线、论左右，这是我在监狱里学到的。夫妻互相背叛，父子互相出卖，信义、道德、良知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分了阶级，就像水有了落差，人就有了斗争的动力。人和人斗来斗去，其实没有输赢，只剩下伪装。无论胜者还是败者，每个人都戴上了面具，伪装自己的谎言和套话，伪装自己的爱或者恨，伪装自己的左或者右，伪装自己的强大或弱小，伪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甚至伪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