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其实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卡了。警察局的，稽查处的，城防司令部的，侦缉队的，战时特别通勤处的，甚至宪兵团的。”赵广陵说到此时也有些激动起来了，仿佛刚刚冲过一道关卡。

“宪兵把守的地方是到火车站的最后一道关卡，那你为什么不在站台上？”舒淑雅抓紧了自己的酒杯脚，仿佛随时要向赵广陵的头上砸过去。

赵广陵那时离站台也就约三百米，但那是他一生也无法逾越的距离。这就是他的命。他已经听得见火车催促人们赶快上车前的鸣叫，听得见蒸汽机车蓄势待发时的咆哮。他手上的特别通行证来自于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中统特务，文化刽子手，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毕业于西南联大。在大厦将倾时，他知道自己作为这栋大厦的维护者在劫难逃，但他的最后一点良知还让他面对自己学兄的恳求时，人性回归，悲悯重现。赵广陵还记得他对自己最后的话是：迅兄，逃亡是下一次胜利的开始。共产党曾经就是这样，现在轮到国民党了。

可对赵广陵来说，这是人生失败的开始。他在火车站的候车楼前忽然被一辆维斯利敞篷吉普车横在前面挡住了去路。尖锐的急刹车声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刀斩断了赵广陵急迫地想追随舒菲菲而去、不要话剧而要爱情的一腔情怀。一个中校军官从驾驶副座上跳下来，高声叫道：

“廖志弘营长，往哪里走啊？”

“廖志弘”这个名字在从内战前线回来以后，就再没有人这样叫了（尽管他那个时候叫赵迅）。他惊得浑身一个激灵，更让他差不多要瘫倒的，是吉普车后排座上那个神情冷峻的陆军中将。他不无温情地问：

“兄弟，别来无恙？”

重新被叫作“廖志弘营长”的赵广陵就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再也迈不动脚步。他不知道怎么就上了第8军军长李弥的座车。李弥一手搂着他的肩，一手握住他的手，说我找了你好久。你这条云南汉子，现在过得怎么样？赵广陵忙说，军长，我不是廖志弘，我是赵迅。我是赵广陵。李弥哈哈大笑，我才不管你叫什么呢？我只认得你脸上为我留下的伤疤，只认得我们是生死兄弟。跟我走吧，好兄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的483团还差一个上校团长，你去干吧。

战争打到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人来就可以当团长了，这仗还能打吗？尽管赵广陵说了，我不想打内战；他也说了，我要去找我的爱人，她就在火车上等着我。赵广陵还说了，我这些年不指挥部队了，我当导演，只会指导那些演员演戏。但李弥一句说就给他挡回去了，“还有比战争更精彩的人生大戏？”

这趟驶离昆明的火车为李弥专门加挂了一节包厢，李弥斜靠在沙发上，对赵广陵说，廖营长，不要看他们现在闹得这样凶。起义，哈，老子要起义的话，在徐蚌战场就起义了，还要他们来要挟我？老弟，等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还会杀回来的。当年我在江西，被他们追杀得丢盔卸甲，身边的卫士都战死了，我还不是活到了今天。军人嘛，不要在乎这一成一败。我告诉过你的，对一个军人来说，他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除非他战死疆场。

包厢里有法国红酒、硬壳面包、咖啡、奶酪、火腿肠、巧克力。大地在车厢外后退，遍地都是舒菲菲遗恨的目光和挥洒的眼泪，它们跌碎在红土地上，飘零在田间地头，悬挂在痛苦地摆动的树梢。赵广陵看得到，感受得到，甚至听得到前面某节车厢里那伤心欲绝的啜泣。在李弥军长切一块火腿时，赵广陵说我要去一趟厕所。

厕所在车厢的连接处，两个宪兵把守在那里。赵广陵进了厕所，锁好门。然后推开窗户，翻身爬到了外面。他本想爬上车顶，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他的舒菲菲。但在他就要翻上车顶时，火车鬼使神差地一个刹车，赵广陵就从车身上飞出去了。

“到我醒来时，天都黑了。哪里还有火车，还有我的爱？我错过了那一班火车，就错过了我一生的爱啊……”

“哎呀……喂！”舒淑雅轻轻叹了口气，仿佛被一只飞来的蜜蜂在心房上蜇了一口，痛得肝胆俱裂，花容失色，但还不能放声惨叫。剧痛之后，唯有面对不可更改的命运，黯然神伤了。

“别伤心，所有的苦难，都是有价值的。”时间在此刻凝固了，赵广陵捧住了舒淑雅的手，就像捧住一只跃动的松鼠，捧住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幸福。两人都长久没有话，两双有了老年斑的手就那么轻轻地握捏，柔柔地摩挲。似乎没有这一生中难得一次的肌肤相亲，他们便会分不清这是在梦里还是梦外；分不清这是白居易笔下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还是两个普通的中国人，用自己的一生写就的一篇“长恨歌”。

第二天早上舒淑文打电话来，电话才响了一声，舒淑雅就像做贼似的，揽衣推枕，抓起床头的话机。两姊妹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舒淑文仿佛什么都明白了，她幽幽地说，我还要在女儿这边多住一些时日，你好好照顾赵哥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周荣过来找牌局时，发现总是三缺一了。舒淑文那边总推说忙，走不开。什么事情能逃得脱这个老公安的眼睛呢？有一天两个老头儿出去钓鱼，放下鱼竿后他对赵广陵说：我看你们好得很哦，老花眼里都是秋波，看来老感情有助于杀死癌细胞。赵广陵难为情地说，你胡扯。周荣继续他的玩笑，老年人也要谈情说爱嘛。赵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