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义公，德川家康孙。曾任黄门官，人称水户黄门。他出游体察民情，大力推进公共事业，并致力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以其为主人公的历史剧《水户黄门》在日本家喻户晓。

[2]　最明寺入道，北条时赖（1227—1263）号。镰仓中期第五代“执权”（辅佐将军的最高执政官）。后辞官出家，称最明寺殿。从南宋招禅僧兰溪道隆，建建长寺。

[3]　森鸥外（1862—1922），明治、大正时期的小说家、翻译家、军医。本名森林太郎。曾留学德国。代表作有小说《舞姫》、《青年》、《雁》、《阿部一族》、《高濑舟》，史传《涩江抽斋》，翻译《於母影》、《即兴诗人》等。

[4]　写乐，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详。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擅长画人物肖像。一说是阿波蜂须贺家的能役者斋藤十郎兵卫。宽政六年（1794）至七年（1795）所作肖像画、武者画、历史画及木版草稿画近一五〇幅留存后世。

维庸之妻

一

一阵慌里慌张的开门声将我吵醒，一定又是那喝得烂醉的丈夫深更半夜回家来了，我没有作声，继续躺着。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电灯，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翻弄着桌子和书柜的抽屉，不一会儿扑通坐在榻榻米上，随后就只能听见急促的喘息声了。我心里纳闷儿，躺着问丈夫：

“回来啦，吃饭了吗？碗橱里有饭团呢。”

“唔，谢谢。”丈夫的回答从未这么温柔过，又问道：“儿子怎样了？还发烧吗？”

说来这也是稀奇事儿，不知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因为丈夫的嗜酒，或是别的什么病毒原因造成的，明年满四岁的儿子，比人家两岁的孩子还显瘦小，就连走路也摇摇晃晃不稳当，说起话来也至多发出“好吃好吃”、“不要不要”这样的只言片语，真让人担心是否脑子出了问题。我带儿子去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抱起他那光着的身子，因为瘦得很难看，心里一阵凄凉，不由地在众人面前哭了起来。而且这孩子还经常不是闹肚子就是发烧，丈夫又几乎没有安安生生在家里待过，真不知他心里还有没有孩子。即便我提起孩子发烧的事，他也只会说：“啊，是吗，带他去看医生就行了”，便匆匆披上外套出门去了。我虽然想带儿子去医院，可手头没有一文钱，所以就只有睡在儿子身边，默默抚摸他的头。

可是这天夜里不知为什么，丈夫出奇的温存，竟问起孩子的烧退了没有这样的话来，我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预感到一种恐惧，竟不寒而栗起来。我不知如何作答是好，只好沉默着。之后好一阵儿，就只听得见丈夫急剧的咳嗽声了。

“有人吗？”

这时门口传来了女人纤细的声音。我像是浑身被泼了冷水似的，心里一惊。

“在家吗？大谷先生。”

这下她的语气更尖锐了，同时听到了开门声。

“大谷先生，你在家吧？”

声音显然带着怒气。

丈夫仿佛这时才走到门口，畏畏缩缩而又笨头笨脑地答道：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女人压低声音，“你有这么像样的房子，还当窃贼。怎么回事？别再捉弄人了，把那个还给我。不然我这就去报警了。”

“你说什么呢，不要无理取闹。这里哪是你们来的地方，回去！否则我可要先控告你们了。”

这时，响起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先生，好大的胆量。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说得好极了！吓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这事不比别的，窃取人家的钱财，我说啊，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迄今为止，我们夫妻俩，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这你不是不知道。可你竟干出像今晚那样没心没肺的事来，先生，我可真是看错人了啊。”

“简直是欺诈勒索。”丈夫盛气凌人地叫道，声音在颤抖，“你们在恐吓我，给我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多亏你还说得出口，先生你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了，看来只能求助警察大人了。”

这句话激起我满腔的憎恨，我浑身涌起了鸡皮疙瘩。

“随你的便吧！”丈夫大声尖叫起来，那声音让人感到很无助。

我起身在睡衣上披上外褂，来到门口跟两位客人打招呼：

“你们来了。”

“哎呀，是大谷夫人吗？”

男人身穿一件长短到膝盖的短外套，岁数五十开外，圆圆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地向我微微点头示意。

那女人则四十岁左右，瘦小身材，穿戴得很整洁得体。

“这么晚了还打搅您。”

女人依旧不带笑容地摘下披肩，向我行了个礼。

就在这时，丈夫忽然穿上木屐想要逃脱。

“怎么，你还想逃？”

男人抓住丈夫的一只胳膊，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放开！不然我捅了你。”

丈夫右手挥起亮闪闪的大折刀，这是丈夫的心爱之物，或许丈夫料到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将它放在抽屉里。看来刚才丈夫一回到家就在抽屉里翻找出这把刀，揣在怀里了。

趁男人退缩的工夫，丈夫像只大乌鸦，挥动着和服外套的衣袖，跳到外边去了。

“捉贼啊！”

男人大声嚷嚷着，正要追出门外，我光着脚，下到土间，一把抱住了他。

“住手！谁都不能伤着哪儿，过后让我来收拾这场面。”

听到这儿，四十岁女人从旁插嘴道：

“说得是啊，孩子他爹。疯子加刀子，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畜生！一定要报警，哪能容得了这等事。”

男人茫然地望着外面的夜幕，像是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