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乞丐般的生活。说实话那个阿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对他可痴情了，一个劲儿向我们吹嘘，说什么大谷先生身份显贵，是四国某大名[3]的旁支、大谷男爵的二儿子，现在因为品行不好被逐出了家门，但只要男爵一死，他就可以和长子两人分家产了。据说脑子特聪明，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书，比那个叫石川啄木[4]的大天才写得还好，随后写了十多本书，年纪轻轻便堪称日本头号诗人。还说是什么大学者呐，从学习院[5]到一高[6]，进而到帝大[7]，什么德语啦法语啦……哎呀，太可怕了，让阿秋说得可神了，不过这些并非全是谎言，就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这一点来说，从别人那里也得到过证实。就连我们家上了年纪的婆子也说什么出身好的人就是不一样，和那个阿秋一样被弄得神魂颠倒，一心盼望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真受不了。如今华族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可是直到战争结束前，要想勾引女人，就可以装成被赶出家门的华族子弟，这办法最有效了，女人准上钩，你说怪不怪？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奴性吧。我等之辈，虽说是男人中那种没羞没臊的，可他也不过是个华族而已。哎呀，在夫人面前说这些，真是对不住了，他不过是四国大名的旁支，再加上又是个老二，这样的人跟我们身份有什么两样？怎么会低三下四地稳不住自己呢！不过，那先生对我来说也真是不好对付，我曾经下定决心，不管他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给他酒喝了，可是每当看到他像个被追赶的人，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忽然出现在店里，并且来到这里，他好像才安下心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动摇了，还是拿酒给他喝。即使醉了，他也不会闹事儿，要是能老老实实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对于自己的身份，他既不自吹自擂，也不说自己是个天才那样的傻话。而当阿秋从一旁对我们吹嘘他有多伟大的时候，他就会说些‘我需要钱，我要付这里的帐’之类毫不相干的话，使大家都感觉冷了场。那人至今没付过我们的酒钱，倒是阿秋时不时替他支付。除了阿秋以外，还有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女人，这人好像是谁家的夫人，有时也和大谷先生一起来，总是替他多垫付一些。我们也是商人，要是没有人帮着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也好，皇家贵族也好，我们也不能永远让他白喝呀！可是即使有人有时候付一点，也远远不足他喝的那份，所以我们就净吃亏了。听说先生家在小金井，并且有一位通情达理的夫人，就想登门商量一下酒钱的事儿，我们也问过大谷先生家在哪儿，可他立即察觉到我们的用意，说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何必那么斤斤计较，闹翻了是要吃亏的这类令人生气的话。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设法找到先生的家，于是尾随过两三次，可最终还是让他溜了。后来，东京接连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空袭，大谷先生竟戴着战斗帽闯进店里，擅自从壁橱里拿出白兰地酒瓶，咕嘟咕嘟地站着喝，随后一阵风走了，也不付钱。后来挨到战争结束，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地进一些黑市的酒菜，店头挂上新布帘儿，再穷也得撑着啊，为了招徕客人，还雇了个可爱的姑娘，可没想到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这回不是和女人同来，而是必定带着两三个报社和杂志社记者一起来。记者们谈论些什么军人没落了，往后的世界将是以前过穷日子的诗人受追捧的世界了之类的话题，这时候大谷先生就会跟他们说一些外国人的名字，或是英语啦、哲学啦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就站起身出去了，再没有回来。这时记者们又会一脸扫兴地问：‘他上哪儿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着便收拾起东西来。我连忙劝道：‘请留步，先生总使这样的花招溜掉，钱必须由你们来付’。于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凑钱付了款才回去。但也有人怒气冲冲地嚷嚷：‘让大谷付钱！我们只靠五百元过着日子啊！’有人冲我发怒，我也只能说：‘别这样，你们知道大谷先生至今赊了多少账吗？无论金额大小，如果你们能从大谷先生那里帮我讨回来，我宁可分你们一半’。听了这话，记者们现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说：‘啊？真没想到大谷先生是这种混账男人！今后再也不会和他一起喝酒了。可是今晚我们身上的钱不足一百元，明天一定给您送来，先把这个押在您这儿吧。’说着就急忙要脱外套。世人都说记者品性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要正经爽快多了，要说大谷先生是男爵的老二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老大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见长，面相也变得可怕起来，还开一些以前不曾开过的极其下流的玩笑。还有，不是冷不防和带来的记者扭打起来，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勾搭我们店雇的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这实在想不到，我们也很犯难。可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忍了，再三叮嘱那姑娘不要有什么非分的想法，就悄悄把她送回了老家。我对大谷先生说：‘别的不想多说什么，就想求您别再来了。’可他却以小人之心威胁说：‘你们通过卖黑酒赚大钱，还说人模人样的话，我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啊。’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来到店里。可能因为我们从打仗那时候起就卖黑酒，老天才会派这么个怪物来惩罚我们吧。可今晚他居然做出这等恶行，还谈得上什么诗人先生的，分明就是个小偷，谁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