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第七章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