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什么人，打个电话就来。

龙四海那个山庄，他去了多少次？记不清了。

每次都有人安排得妥妥当当，最好的包间，最好的酒，最好的女人。小月那个姑娘，他养了两年多，随叫随到。

万子良那边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地是怎么批的？那些项目是怎么拿的？那些钱是怎么分成的？他闭着眼睛都能说清楚。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能一直这么风光下去。

现在呢？

住着一个月两千三的公寓，吃着两块钱一包的泡面，看见黑车就腿软，听见敲门就心跳。

这叫什么事儿？

赵文广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第二天，雨停了。

赵文广起了个大早，去楼下买了一份中文报纸。翻了半天，在角落里找到一条小新闻：原省城副厅长赵文广被通缉，目前仍在逃。

把那条新闻看了三遍。

通缉。

仍在逃。

这两个词刺得他眼睛疼。

赵文广把报纸卷起来，扔进垃圾桶。

往回走的时候，经过那家便利店，又往橱窗里看了一眼。电视上还在放新闻，这回不是他父亲，是别的。

但他不敢看了。

回到公寓，他坐在窗前发呆。

窗外，天晴了，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对面那栋老楼上，暖洋洋的。街上人来人往，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有牵着狗的老人，有骑着自行车送外卖的小哥。

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

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赵文广不知道。

他想回国。

想得要命。

但他回不去。

回去了就是手铐，就是监狱，就是跟父亲一样的下场。

他又不想回去。

可不回去，就这么在加拿大漂着？一辈子躲躲藏藏，见人就躲，听见敲门就心跳？

赵文广把脸埋在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窗外，阳光正好。

屋里，一个人，孤零零的。

下午三点，赵文广出门了。

他得去银行，查查账户里的钱。来的时候带了一笔，但不知道能撑多久。

银行不远，走路十分钟。他低着头，走得很快。路过一个街角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喊。

“赵厅长？”

赵文广浑身一僵。

他慢慢转过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不远处，正盯着他。

那男人四十多岁，穿着西装，戴着眼镜，脸有点熟。赵文广想了半天，突然想起来——这是当年在县里搞过项目的商人，姓孙，具体叫什么忘了。

孙老板看着他，眼睛瞪得老大。

“赵厅长，真是您？您怎么也在这儿？”

赵文广脑子转得飞快。

他不能认。

认了就完了。

他摇摇头，说：“你认错人了。”

孙老板愣了愣，又仔细看了看他，然后说：“不对，您是赵厅长，我认得您。您怎么……”

赵文广打断他：“我说了，你认错人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孙老板在后面喊：“赵厅长！赵厅长！”

赵文广不回头，越走越快，最后跑起来。

一直跑到看不见那个街角了，他才停下来，扶着墙，大口喘气。

心都快跳出来了。

这天晚上，赵文广又失眠了。

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孙老板。

他会报警吗？会通知大使馆吗？会不会已经有人盯上他了？

越想越怕，越怕越想。

凌晨三点，他爬起来，开始收拾东西。

不能在这儿待了。

得换地方。

天亮之前，赵文广拎着一个行李箱，出了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儿，只知道不能再待在这儿。

温哥华的清晨，天还没亮透。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辆出租车在跑。赵文广站在路边，看着那些车，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远处，天边泛起鱼肚白。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但对赵文广来说，每一天都一样。

躲。

藏。

怕。

没完没了。

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写字，教他做人，说“文广，你要记住，做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担当”。

他有骨气吗？

他有担当吗？

没有。

他只有一条命，还有一颗想活下去的心。

赵文广上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机场。”

司机问：“去哪个机场？”

赵文广愣了愣。

对啊，去哪个机场？

温哥华有两个机场，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内的。他去哪个？

想了半天，说：“去国内的。”

先离开温哥华再说。

去哪儿都行。

出租车启动，驶向机场。

赵文广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那些街道，那些房子，那些人，一个一个消失在身后。

就像他的过去。

就像他的故乡。

永远回不去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赵文广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温哥华。

这座他待了四十六天的城市，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就要走了。

下一站是哪儿？

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是卡尔加里？

他不知道。

飞机穿过云层，外面一片白茫茫。

赵文广闭上眼睛。

脑子里浮现出父亲的脸。

那个低着头，穿着橘黄色马甲，坐在审讯室里的老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也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了。

赵文广的眼角，有什么东西滑下来。

他用手背擦掉，没睁眼。

飞机继续上升。

窗外，阳光刺眼。

但赵文广觉得冷。

从骨头缝里往外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