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底线终究不能触及……

带着奏章离开含凉殿，李治的心情十分复杂——固然他深深依赖着媚娘，不愿破坏这份感情，但长久以来被束缚的压抑也使他迫切渴望自主。托这个未出世孩儿的福，他有了一次暂时摆脱媚娘的机会，是该把握住这次机会重整朝纲，还是“本本分分”继续当个好丈夫呢？废后那种傻事他不会再干，找别的女人放纵也没多大意义，能否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呢？

也许这世上任何公事、私事都不困难，难者在于人心，当私情与责任交织在一起就不易两全了。或许是很长时间没有独立决断奏疏的缘故，抱着沉甸甸的奏章李治竟感到一丝久违的兴奋，便似当年刚从舅父手中夺回权力时一样，连午膳都没用，回到宣政殿便迫不及待地翻起来。大多数奏章是关于战事和地方灾害的，他在早朝时已听群臣汇报过，兴致渐渐索然之际忽而有份奏疏上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写这份奏疏的人是安西都护裴行俭——裴行俭出生在关陇名门河东裴氏，他父亲裴仁基、兄长裴行俨皆是隋末名将，后因隋朝灭亡投靠李密，瓦岗军战败后又流落至洛阳王世充麾下；唐郑交锋之际裴氏父子本欲相助李渊刺杀王世充，惜乎计划败露被杀。大唐定鼎后，李渊念及旧情追赠裴仁基为原州（今宁夏固原）都督，年幼的裴行俭也受到优待，进入弘文馆读书，并在贞观年间考中明经，至永徽之际已升至长安县令。因为他是凭借关陇名门的身份走入仕途的，故而在“废王立武”之争时他坚定地站在长孙无忌一边，太尉府的密会中他大骂武媚被袁公瑜告发，从而触怒李治，将他从天下第一县令贬至西疆任小小长史。

不过这次贬官对裴行俭而言似乎是莫大幸事，一则使他躲过最后清算的屠刀，再则西疆战事频频，裴行俭在屡次战斗中得到磨炼，又跟苏定方学到不少兵法韬略，才干大增，官职也再度提升。前任西域都护苏海政擅杀突厥可汗招致叛乱，继任者高贤努力戡乱未见成效，无奈之下李治将裴行俭摆到西域都护的位置上，短短一载突厥平复，西域诸藩无不顺服，李治就此尽弃前嫌，将他这个昔日“逆臣”视为股肱，对他的建议也很重视。

可今天情况不同，他奏章中的一句话令李治气息一窒——自邢公薨于军中，吐蕃奸谋又生，窥我羌地。

邢公薨于军中！难道苏定方死了？

李治大为震惊，忙令宦官宣兵部官员来询问。不多时司戎少常伯（兵部侍郎）杨弘礼就来了，回奏：“邢国公、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已于三个月前薨于军中，其部暂由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统领，军心安好并无异常。”

老将苏定方确实死了，死在遥远的西域，终年七十六岁。这样一位三擒酋首、宣威沙漠的名将死后竟没人表奏，默默无闻如被抛弃一般，若非裴行俭奏章中一句不经意的话，皇帝还蒙在鼓里。李治为此感到激愤，甚至有被臣下蒙蔽的感觉，他想怒骂、想叱责，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事出有因啊！

苏定方固然是毫无争议的一代名将，却也被许多人厌恶。首先他出身于窦建德、刘黑闼麾下，本是大唐的仇敌，归顺后又给隐太子李建成当部将，直至李治将他拔擢起来方能独当一面。那些根红苗正、出身秦府的将领自然视他为异类，他立的功劳越大，招致的嫉恨就越多。再者苏定方发迹是因许敬宗极力推荐，两人关系甚是密切，一直有传闻说许敬宗每录战功必夸大苏定方之事，而苏定方每得赏赐也必会贿赂许敬宗。虽然这些传闻未可尽信，但是这一文一武确实配合默契、内外互保。现在的情势却变了，许敬宗已老，莫说坐镇政事堂，连走路都困难了，再不能操弄权力；反而是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有宿怨的刘仁轨手握大权，他怎么可能为政敌表功呢？

人走茶凉，官场从来都是这么现实，世态炎凉实在令人感慨。但帝国的马车从不可能有片刻停息，无论许敬宗还是刘仁轨，他们不过是这架马车暂时的车夫。李治需要才干优异的宰相，无论如何刘仁轨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甚至他还希望刘仁轨起到制衡皇后的作用，怎能因为一个死去的将领与之翻脸呢？

权衡半晌李治决定不追究此事，只是叹息道：“苏定方于国有大功，按例当褒奖封赠，卿等不言，致使死后荣宠未及颁下，实在有失朕之仁德。”说罢拿起御笔亲手写了诏书，追赠苏定方为幽州都督，并赐谥号曰“庄”——谥法有云，胜敌志强曰庄。

杨弘武默默观察着皇帝的举动，心下不住盘算着。此人也不是泛泛之辈，他乃弘农杨氏之人，是隋相杨素之侄、杨岳之子，不过他与荣国夫人一族却无交往。当初杨玄感起兵叛隋，事败全族男子受诛，唯独杨岳因事前上奏隋炀帝，断言玄感必反，获得炀帝谅解，这一脉子孙得以保全。天下纷争时杨弘武与其弟杨弘礼投靠李渊，受封清河郡公，也是三朝老臣；尤其他弟弟杨弘礼，性情豪爽文武双全，很得李世民器重，曾经担任参知政事，兼职宰相风光一时。只可惜李世民驾崩之际，杨弘礼奉命征讨龟兹领兵在外，等凯旋回朝，大权已尽在长孙无忌之手。杨弘礼本来有资格与张行成、于志宁等人同列宰相，然而长孙无忌嫌其是隋朝宗室，唯恐其与杨妃之子李恪勾手，竟将之排挤在辅政班子之外。杨弘礼是性情中人，一时激愤说了几句牢骚话，又被褚遂良借题发挥，以讪谤朝政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