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那样令人称赞不已。

德·沃尔玛夫妇一开始先是非常明确地、直截了当地用一些突出的例子说明，这种卑鄙的行为，这种相互包庇坑害主人的行为，这种行为不端的仆人借口好处人人有份而教唆品行端正的仆人去干的行为，必须防止并消灭。他们让仆人们清楚地知道，所谓为亲近的人掩饰过错的信条，指的只是那种对任何人都造成不了伤害的错误，而一个人看见了一件不公正的事情还不说，以致伤害了他人，这就等于是自己在干错误的事情，而且，他之所以包庇他人的错误，是因为他自己也犯有错误，如果他不是个骗子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容忍别人的欺骗行为的。按照这种原则处理问题，个人对个人，总的来说是对的，但在更加密切的主仆关系中，那就必须有更高的要求了，因此，这家主人明确规定，凡是看见有人干损害主人利益的事情而不揭发者，比干坏事者的罪过更大，因为犯错误者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去干的，而包庇者之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则是对正义，对他服务的这个家庭的利益毫不关心，而且自己也想偷偷地仿效这个干了错事的人。因此，即使错误很大，犯错误者有时还是可能有望得到宽恕的，但是，知情不报者却会被视为本性很坏而必遭辞退。

另一方面，主人也绝不容许任何人对他人进行诬告或诬蔑，也就是说，被指控者如果不在场，主人绝不听取任何人的指控。如果谁私底下告发或抱怨他的同伴，主人则要问他是否把情况弄清楚了，也就是说，要问他是否与他所告发的人谈过。如果他说没有的话，主人就会问他，怎么可以没有弄清一件事的动机就断定别人干了坏事。主人对他说道：“这件事也许涉及的是您所不知道的另一个人，也许还是在某种不无道理的或者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干的，只是您并不知其就里而已。您既然还没弄清那人干这事的动机，怎么可以随便指控他呢？您只要问他一下，情况也许就一清二楚了。您怎么就不怕自己指责错了，并且还连带着让我也犯错呢？”如果指控者声称事先已跟被指控者了解清楚了，主人就会反问他道：“那您为什么不同他一起来，好像您害怕他会当面拆穿您要说的话似的？您自己倒是很小心谨慎，可您有什么权利不考虑让我也应该谨慎从事呢？您想让我单凭您的指控去处理一件您自己都没亲自弄清楚的事情，这样好吗？如果我根据您的指控做出了不公正的处理，您难道会没有责任吗？”然后，主人便让他去叫被他指控的人来：如果指控者同意去叫被指控者，这件事很快就可以解决，如果他不肯去叫，主人就把他狠狠地训斥一顿，喝令他下去。不过，主人对此事严格保密，仔细地观察指控者和被指控者的情况，很快便能弄清他俩谁是谁非。

这个办法人人皆知，个个认真执行，所以从未听说过这家人家的仆人有背着其同伴说他人坏话的事情发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辨别小人或说谎者的好办法。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要指控某人，他就公开地、坦率地，不仅当着被指控者的面，而且当着大伙儿的面讲出来，以便在听他讲的人中有人站出来担保他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是个人之间的口角争吵，通常几乎都是由中间人加以调解了事，无须惊动主人夫妇；如果事关主人的神圣利益，此事就不许隐瞒不报，或是犯错误的人去自首，或是别人举报。为鸡毛蒜皮的事你争我斗的情况很少见，在饭桌上就谈开了，而且，朱丽每天午饭或晚饭时间，都要下到仆人中去，有事随即就处理了。德·沃尔玛先生戏称这是妻子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在饭桌上，朱丽在静静地听完控辩双方的诉说之后，如果事情涉及的是服务工作，她就会感谢指控者对工作的热心，对他说道：“我知道您很爱您的同伴；您总是在说他的好话，我很赞赏您不徇私情，把职责与正义放在首位的做法；一个忠实的仆人和诚实的人就应该这么去做。”然后，如果被指控者并没有错的话，她总是要说几句赞扬的话来为他辩解。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错了的话，她也不当众把他羞辱一番。她在想，他有难言之隐，不愿当着大家的面为自己辩解，那么，她就给他安排一个时间，单独听他申诉，这时候，她或她的丈夫就会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在这种时候，奇怪的是，德·沃尔玛夫妇二人中最严厉的人却并不是仆人最害怕的人；与德·沃尔玛先生的严厉训斥相比，仆人们更害怕的却是朱丽的非常感动人的批评。一个是张口便是弄清是非，按章办事，把犯错误者弄得很羞辱很狼狈；另一个则是让犯错误者痛悔自己不该犯错误，并指出她很遗憾不能对他有所姑息。她常常说得犯错误者痛哭流涕，羞愧难当，可是一见他那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她的心就软了，真希望自己别不得不照章处理。

有些人根据自家情况或邻居家情况也许会觉得这些办法毫无用处，或者实行起来很困难。可是您，绅士，您对一家之长的职责与乐趣是颇有见解的，您也很了解天性与道德对人心有多大的自然影响，所以您看得出这些做法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成功的关键之所在。《玫瑰的故事》[23]中说：“家富不在钱多。”看一个人是否富有，并不是看他钱柜里有多少钱，而是看他如何使用自己的钱，因为只有把钱花出去，才能获得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而花钱是没有止境的，但财富却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