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新文：中等个子，小白脸，火暴脾气，能说能干能打仗，自尊心特别强。

教导员牺牲了，副教导员吕效荣带人上，也被打在那儿了。前边趴着带突击连的副营长，也负了重伤。那血，一会儿就把水叽叽的雪浸红了。

全营340人，打完仗算上炊事员不到150人。

两个火力点敌人支撑不住了，出来投降。

“我操你妈呀！”8连副连长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

枪被抢下了。副连长受了处分。

血腥和尸臭。早已被岁月的风雨洗刷罄尽了。但战争的遗迹，在今天的四平清晰可见。

英雄街有座“大破楼”，里面住着几户人家，还有个五保老人。那种弹痕累累的残破，一眼就能与被风雨剥蚀的残破区别开来。

“四平”这个名字本来另有出处，一些四平人却那么自信，说是这里当年打了四次，才得名“四平”。并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叫个什么不好？叫个“四平”——不打四次能安稳平静吧？

从民房到公共建筑，四次共打平了多少？这是很难说得清的。但四平平得不够，是不应置疑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平是黑土地上打得最凶的城市之一（还因为它是战略要地吗？），有些当年幸存的建筑，又在武斗中打坏了……

再死一次

——黑土地英雄谱之二

四平有条“仁兴街”——那是为纪念倒在血城中的邓华纵队长1师师长马仁兴而命名的。

辽源有座“树棠山”——那是为纪念3纵8师－位排长陈树棠而命名的。

锦州有条“士英路”——那是为纪念2纵5师一位董存瑞式英雄梁士英而命名的。

笔者看过几本黑土地英雄谱，仅一个3纵，命名的战斗英雄就有100多。

还有那没有命名的。

黄达宣老人说，1946年9月，独立旅1团攻打哈尔套。从偷袭未成就强攻。2连没冲进去倒下一片，1连冲进去了，占领一座大庙。敌人反冲击，你来我往打到下半夜，连长和两个排长都牺牲了。脚下都是尸体，黑灯瞎火也不知还剩多少人。墙外就是敌人。他一遍遍小声召集队伍：1连的都出来！1连的都出来！数了数，站到他身边的是7个人。打完仗再清点时，是18个。

他没看，也没想看看当时都有谁没站出来。

老人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英雄，没爬出来的也不能说“狗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再勇敢，再英雄，也可能有胆小、怕死的时候。谁都是爹妈养的，都是人。

从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像战争那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优劣、强弱了。一个人也是如此。战争的雷电迅疾地铸造着伟烈的男子汉，也在顷刻间把王继芳之类的灵魂剥个清（精？）光。

只是，应该怎样理解那种“两头冒尖”的部队和人呢？

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㈠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家了等等。㈡卖公物捣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卅四名学员中就有卅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廿七人，三纵廿四人，七纵廿人。㈢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个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四纵队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枪，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队有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廿六师参谋刘振江擅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廿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④《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的这段话，说的是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的所作所为。

既然被选送到炮校学习，就应该是思想好，文化也比较高的，因而也是比较文明的。

1948年1月16日，谭政在《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中说：ＸＸ师（即16师——笔者）是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许多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⑤怎么个凶法呢？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打仗嗷嗷叫，像八路；抢战利品，打骂老百姓，就像土匪了。

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可不止一个16师。东北野战军中另一支“两头冒尖”，“野”得很的七纵，在攻打锦州老城时为了多捞资财和俘虏，兵力部署上不仅考虑怎样消灭敌人，还充分注意到不能让别的部队插进来。这样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建国不久就被撤销番号，有的老人说就是因为另一头太冒尖了。

八路军“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而国民党正规军却“对居民纪律颇好”，这与多少年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乍听简直有点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根据地，“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辽沈战役期间，一些部队仍然“到一处吃一处，到一家吃一家，有的甚至连白条子都没开”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