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经国若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既不会有苏联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说不定一场天花，不抛尸野地，也落满脸大麻子。然而，忠贤之家也有好匮，茅草屋也出虎狼。关键在看他如何行动。

他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23)”。

美丽的青岛，化作一条腾飞的小龙，我们这条“大龙”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台湾经济起飞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可决定性的不还是“人和”吗？

起码，台湾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大多的机会。机会可以再抓，时间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题为《人命价值的地区差》的文章，载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报》第1版：

淮海战役前夕，美国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国人，赔偿相当於购买一头骡子的钱：两年前，北京某电器厂向该厂电器产品用户宣传：“如确因质量问题发生触电死亡时，由我厂支付人民币3000元，不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和费用，”一个工厂竟随便给人命标定价格！不过总算是中国人自己定的，没有异族凌辱的痕迹。

我们不妨再看看外国人命的价格：英国一妇女在医院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中因麻醉革物失灵造成疼痛（注意：仅仅是疼痛）。经法院列决，获1。72万美元赔偿。美国一个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岁小孩碰翻造成烫伤，向生产取暖器厂方索赔，法院判给25万美元赔偿费。

中国人食用厂制食品中毒，有间公司不可能给中毒者偿忖损失；出口食品因质量不合格退回来，可以“转内销”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杀、逼死，被私刑拷打致伤、致残、致疯、玫死者难以计数，哪一个受害罹难者向法院告状要求以命偿命以血还血？可能生活早已教会他们懂得自己在这块上地上享有的价格。

形成这种“地区差”的社会因素是甚麽？我曾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但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不管其它物价如何升降变易，而中国的人命价格却始终保持稳定：解放前相当於一头牲口到现今的3000元人民币，并无多大波动！

这篇文章旁边还有篇短文，题目叫《公费“买春”》：

据说，日本、台湾、南朝鲜、泰国有一种“买春旅游”，旅客交给旅行社的费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费用，最近看报，上海出现了“陪酒女郎”，广东一些地方也办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场所，一个钟头要花四五十元。

报上是说“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请领导去‘按摩’”。这就在公费吃喝、公费旅遂之外又出现了当宫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费“买春”这一种中国特色的“新”事物了。

这一切，都在向今天诉说著甚麽呢？

当年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那个“老大哥”，曾当过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过退休生活後，回顾历史，发出这样的忏悔：

“我在1914年结了婚，那时我是20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条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长一段时闲内，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役过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间。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间——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池方，这不糟糕吗？”

“就物质条件来说，人们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不打算从我作为革命前顿已斯的一个工人和革命後十馀年作为莫斯科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对比中作出结论，虽然我不否认我在对比的时候常常闷闷不乐。”

“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革命後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24)。

我们那些逝去的和离休的当家人，在回顾造成40年後还是“初级阶段”的一幕又一幕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会作何感想？

弥留之际，蒋经国对于生命结尾处那个“。”前的一切，是应该欣慰，甚至自豪的。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山东省主席对中央社记者谈话：《鲁难未巳！日本控制八年之损失不及共党三月之破坏——何思源痛述山东共祸》。

198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王朝》一书中，写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後，“沈阳一带的老百姓都说：‘小鬼子的时候也不过这样惨呀！那时候顶多闹个饿不死吃不饱的日子。现在不得了啊！眼看要饿死了。’(25)”。

而在共和国成立後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台湾当局说“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在大陆人心目中，台湾则“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当年那些汉奸卖国贼，没人会怀恋那8年（东北是14年）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