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家门的父亲一样，温柔慈蔼，令人有安全感而足以仰仗。

我突然又起联想，死，有如我们亲切而聪明的兄长。死，知道应该来访的确切时间，我们只须完全信赖他，等待他的光临即可。同时，我也逐渐了解痛苦、幻灭、忧郁等虽使我们不愉快，然而并不是为剥夺我们的价值和尊严而来，而是为使我们更趋成熟，给予我们带来光明而存在的东西。

一星期后，我先把行李寄到巴塞尔，然后徒步到南法各地游历。起初，总感到讨厌的巴黎生活回忆，好像一股恶臭附在身上，挥之不去。过后，才逐渐模糊，不久便告烟消雾散。这一段旅游，我曾目击男女翻云覆雨共赴巫山的场面；曾住宿旅馆，也曾在农家的仓库或放水车的小屋过夜；也曾和一群脸孔晒黑的年轻人聊天，喝他们自酿的葡萄酒。

两个月后，抵达巴塞尔，人已晒黑、消瘦、筋疲力尽了，内在方面也已完全改变。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长途旅行的流浪生活，以后还做了许多次旅行。从洛卡尔诺到维洛那，从巴塞尔到布利格，从佛罗伦萨到佩尔加这些地方的乡镇，几乎遍布了我的足迹——我在沿路编出种种的幻想，可是没有一件付诸实现。

我在巴塞尔郊外租了一间小房子，解开行囊后便开始工作。这里，没有一个熟人，倒也宁静。那时我仍和若干报社和杂志社保持联系，工作因此不能停辍，同时为生活着想也不能不写。最初的几个星期安然无事地过去了，过后，往日的悲怆逐渐袭上心头，关在家中好几天埋首写作也驱逐不去。我真不知该如何描写所谓“忧郁”，若非亲身体验过的人，恐怕不会了解它是如何地缠人。总之，我感到孤独，孤独得令人恐怖。城里的人，城里的生活，一排排的房屋、街道、广场等等，与我之间似乎隔着一条鸿沟，即使发生任何重大的惨剧，报上刊登任何重大的消息，也觉得和我毫无关联。庆典活动、市场开市、举办音乐会、出殡埋葬——这些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我走到森林、山丘或乡间的马路流连漫步。每当那时候，我周遭的牧草地、田地或林立的树木等，总是以悲伤的表情，默默地凝视着我，似乎有所哀求，又像是想招待我的光临，要和我倾谈。但是它们无法以言语表示，只是在那里愣着。我也感染到它们的苦恼，因为我无法帮助它们。

我把我的症状详详细细地写在记事本，带着它去找医生。医生看完后，问了一些问题，拿起听筒诊察。

“你的健康情形真叫人羡慕呢！”他称赞道，“身体方面没有任何毛病，你不妨看看书，听听音乐，换换气氛看看。”

“读书嘛，可说是我的职业，我每天都要看很多新出版的书。”

“那么，做一点户外运动也可以。”

“我每天都花三四个钟头的时间到郊外散步，星期例假，至少还多出一倍。”

“这样嘛！你应该设法常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像你这样厌恶与人相处，实在很危险。”

“为什么呢？”

“原因有许多。如果你厌恶交际的心理愈趋严重，就更须努力去找别人。以你目前的状态而言，并不算病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若不终止这种闭锁式的生活，最后也许会导致精神的失去平衡。”

这位医生很亲切，也很通达人情世故。他对我的处境颇为同情，因而特地为我介绍到某学者的家里，这里经常有形形色色的人出入，堪称是文人的聚会场所，文艺气氛颇为浓厚。当他们知道我的“大名”后，待我似乎颇真切热诚，因此，我也乐得经常去。

大概是一个晚秋寒冷的夜晚，我去时，在场的客人只有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和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少女一边喝茶一边和历史学家对谈，谈锋很健、很犀利。随后，她弹了一下琴，便走过来跟我聊天。她说，她读过我写的讽刺作品，但读来毫无兴头。我心想：好厉害的嘴巴！没多久，我就回家了。

不久，我经常流连酒馆之事也不胫而走，我的豪饮之名，几乎家喻户晓。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文艺界本就难免有许多风风雨雨的传说或艳闻，暴露这种不太光彩的实态，不但不影响我的交际生活，反而成了交际场合的红人。因为那时大家正大倡禁酒运动，许多男男女女都是禁酒联盟委员会的一员，在那种意义下，我成了众矢之的。某天，这一伙人开始向我进行劝诫工作，他们从卫生、伦理观、社会观诸方面的见解，谆谆说明酒精中毒的严重及酒馆的不卫生等等弊害，接着，邀我列席禁酒运动大会，乍受宠邀，不禁大感惊慌失措，因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居然会有这种团体和运动。仪式进行时，还伴着音乐和宗教的气氛，不由你不感到有点滑稽。大约有一两个星期间，劝诫态度还很诚恳，但我正值心烦意乱，酒，更不能不喝。有一晚，他们又开始聒噪不休，热心中带强迫性地对我劝诫，听得我不耐其烦，于是干脆向他们表明，劝人戒酒固是好事，但也得适可而止，如此喧嚷不停，只有惹起人家的反感。那时，我前面所提的那位少女也在场，倾听我的反驳后，不由鼓掌喝彩。但那时我正气闷得紧，也无暇去注意她。

禁酒运动，宣传得如火如荼，展开期间还出了不吉祥的闹剧，我在旁目击，不禁拍手称快。有一天，这个声势庞大的团体，聚集许多来宾，在他们的聚会所召开大会，有演说，有合唱，有结交朋友，有对良好风俗的赞扬，并且齐声对他们永恒的发展，作深深的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