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威拉德和儿子的谈话平静自然，仿佛他俩能互相体谅，这使她非常恼火。虽然她恨自己的丈夫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但这种恨从不针对丈夫个人。他只不过是她所憎恨的另一种东西的一部分。而现在，冲着他在门边说的那几句话，他成了她憎恨之物的化身。她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握紧拳头，瞪了几眼四周。她在墙上用钉子挂住的布袋里翻出一把长长的裁缝剪刀，像匕首一样握在手里。“我要捅了他，”她大声说，“是他自己要说那么恶毒的话，我要杀了他。我杀了他之后，我身体里也会咔嚓一声，然后我也会死。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在她的少女时代，在还没嫁给汤姆·威拉德的时候，伊丽莎白在温士堡的名声有些飘摇。她很早就开始做所谓的“舞台梦”。她常和住在父亲店里的旅客招摇过市，衣着花哨，催着他们讲所来自的城市里的生活。有一次，她居然穿上了男人的衣服，踩了辆自行车穿过主街，着实把全镇的人吓了一跳。

在那个时候，这个高个黝黑的姑娘脑子里其实非常糊涂。她心里很不安分，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她焦急地渴望改变，希望生活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就是这种念头使她的心思飞向了舞台。她幻想着加入某个剧团，周游世界，每天都能见到新的面孔，同时拿出自己的东西献给所有人。有些深夜，她会想着这一切想到发疯。但当她试着同来到温士堡、下榻在父亲旅馆的剧团成员说这件事时，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人家似乎听不懂她的意思，即使她成功地将满腔热情表达了一点出来，他们也只会一笑了之。“其实不是那样的。”他们说，“会跟这里一样枯燥无味。一点意思也没有。”

至于同旅客，以及后来同汤姆·威拉德在周围散步，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好像总能理解她、同情她。在乡间的小巷里，在昏暗的树下，他们牵住她的手。她觉得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从她的内心透出来，成为他们内心无法言说的东西的一部分。

然后就有了不安分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当不安分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她会感到一时半刻的轻松与喜悦。她不怪和她散步的男人，她后来也没有怪过汤姆·威拉德。每次都是这样：由亲吻开始，在奇怪而狂热的感情之后平静地结束，接着是啜泣与后悔。她一边哭，一边用一只手捧着男人的脸，心里想的总是同一件事。尽管他身材高大，留着胡子，她还是会觉得他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她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哭。

在她那隐匿于威拉德旧旅馆一隅的房间里，伊丽莎白点起一盏灯，放在矗立在门边的梳妆台上。她想到了什么，于是走去衣橱那边，捧出一只四方形的小盒子，放在梳妆台上。盒子里放着化妆用的东西和其他杂物，全都是一个剧团滞留在温士堡的时候留下的。伊丽莎白·威拉德决定将自己打扮一番。她的头发依旧乌黑茂盛，打成了辫子盘在头上。即将在楼下办公室上演的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要和汤姆·威拉德对峙的不会是一个苍白虚弱的鬼影，而是他想也想不到的东西，并且会让他吓得不轻。身形高挑，脸颊暗沉，长发披肩，这身影将大步流星地走下楼梯，办公室里那些懒洋洋的人将错愕不已。身影将一言不发，出手利落，令人毛骨悚然。她仿佛幼崽遇险的雌虎，自阴影中闪现而出，悄无声息地逼近，手里握着那把邪恶的长剪刀。

伊丽莎白·威拉德的喉咙一断一续地轻轻哽咽。她吹灭梳妆台上的灯，在黑暗中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她体内那股奇迹般的力气消失了。她几乎是踉踉跄跄地来到房间另一头，一把抓紧了椅背。她曾坐在这椅子里，盯着那锡皮屋顶和主街，度过了多少个无尽的长日。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乔治·威拉德从门边走了过来。他坐到母亲身边的椅子上，开始说话。“我要离开这儿了。”他说，“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但我要走了。”

椅子里的女人顿了一会儿，身体发抖，忽然涌起一阵冲动。“我想你还是醒醒吧，”她说，“你在盘算什么？你去城里赚钱，嗯？你觉得那是个更好的选择吗，做一个商人，变得干练、聪明、有活力？”她又顿了一顿，依旧在发抖。

儿子摇了摇头。“我想我没法让你明白，但是，唉，我倒希望我能，”他真切地说，“这事我甚至和父亲都没法说。我一次都没提，试探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只想去其他地方，看看人们在干什么，再做打算。”

沉默吞没了男孩和女人并肩坐着的房间。和其他夜晚一样，他们再次陷入了尴尬。过了一会儿，男孩又开口说话：“我想，我得再过个一两年才会走，不过我一直在考虑这事，”他一边说，一边起身，向门外走去，“父亲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非走不可。”他去摸门把手。房间里的沉默令女人无法忍受。儿子嘴里刚刚说出的话，使她高兴得想大声叫喊，但是表达喜悦对她来说好比登天。“我想，你还是出去和你的哥们儿玩吧。你老是待在家。”她说。“我想出去散一会儿步。”儿子回答说，别扭地走出房间，掩上了房门。

哲学家

帕西瓦尔医生身材高大，嘴形如覆舟，上面留着黄色的胡子。他总是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马甲，口袋里探出几支叫作“斯托吉”[1]的黑衣雪茄。他的牙齿发黑，崎岖不平。他的眼睛也很奇怪：左眼皮一抽一抽的，合上之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