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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的弹药,但是现在我满脑子乱成一锅粥,无法思考。我只是从那儿跳开,奔向集合地点,那个我们刚才想抢上去救援的强固支撑点。
那地方已经撤了,我感到茫然若失……茫然若失加上被抛弃的感觉。随后我听到了召回信号,不是那首我应该听到的《扬基歌》(从福吉谷号下来的回收船以这首歌为信号),而是调子我不熟悉的《甜树林》。不管那么多了,它也是个信号。我向它奔去,慷慨地挥霍着最后剩下的跳跃液,抢在他们正要起飞时赶到,没过多久便进了沃察克号。当时我受的刺激太大了,连自己的序列号都想不起来。
有人称这场战役为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我去过战场,我要说的是,我们被打得很惨。
六个星期之后(感觉像过了六十年),在大本营的舰队基地,我登上了罗杰·扬号,向船上的杰拉尔军士长报到。我的左耳已经穿了个洞,上面挂着个破碎的头颅,头颅底下是一根骨头。艾尔·吉金斯和我一块儿,也戴着个一模一样的耳环(小猫没能及时弹射出来)。活下来的不多几个野猫被分散到整个舰队。福吉谷和伊珀尔号相撞时,我们损失了大约一半兄弟;地面上的惨烈混战又使伤亡数字上升了80%。大人物们认为我们这个战斗单位已经无法仅凭生还者重建了,于是暂时取消它的番号,把记录收在档案馆里,直到伤痕痊愈时再重建K连(野猫),补充新面孔,保持老传统。
再说,其他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空缺,急需填补。
杰拉尔军士长热忱地欢迎了我们,跟我们说我们加入了一支聪明的队伍,“全舰队最棒的”,飞船也是最好的。他好像没注意到我们的骷髅耳环。那天晚些时候,他带我们去见中尉。中尉温和地微笑着,像个父亲似的和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艾尔·吉金斯没戴骷髅耳环。我也没戴。我注意到拉萨克的硬汉子当中没人戴这玩意儿。
他们不戴骷髅耳环的原因是:拉萨克的硬汉子们完全不在乎你参加过多少次空降作战,你参加过哪一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么是条硬汉子,要么不是一如果你不是,管你是个什么人,他们才懒得理你呢。我们是以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而不是新兵的身份加入他们的,所以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只是有点过分客气,像接待客人,还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参加了空降作战。之后便成了完完全全的拉萨克的硬汉子,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用昵称互相称呼,偶尔会挨一顿教训,但双方都不会感到受了冒犯,觉得对方没把自己当亲兄弟。我们能提出建议,听取别人的建议,在各种讨论上自由发表自己愚蠢的意见,也能无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