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真空的人是返乡退伍军人。他们已经输掉了一场战争，大多没有工作，许多人都对新德里条约的条款痛心疾首，尤其是那个混蛋战俘条款。还有，这些退伍军人知道怎么打仗。发生的不是一场革命，更像1917年的俄罗斯：系统垮台了，其他人趁机进来了。

苏格兰的阿伯丁就是个典型例子，已经确知的此类事件中，它是最早的一例。几个退伍军人团结起来，成了义务警察，制止当地的骚乱和劫掠。他们绞死了几个人（包括两个退伍军人），并且决定，除了退伍军人，其他人员一概不得加入他们的委员会。从一开始，他们便独断专行，内部互相信任，但不相信别人。一两代人之后，开始时的应急办法逐渐演变成为宪法。

那些苏格兰退伍军人发现，他们有时不得不绞死的人中包括其他退伍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类似事件不得不发生，那么至少，他们不会让任何贪婪、牟取暴利、进行地下交易、不顾别人死活、欺骗军队、没有道德感的平民在这种事上有任何发言权。

老百姓只配听别人吩咐，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明白了？发号施令的是我们这些猿人！我估计，当时情况肯定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换了我，我很可能就这么想、这么干……历史学家也同意，当时的平民和返乡战士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

萨利没有照本宣科。最后瑞得少校打断了他。“明天上课带一份总结来，三千字。索罗门先生，给我一个理由——不是从历史的观点，也不是纯理论的观点，要从现实出发——说明为什么今天的公民权只颁给退伍军人？”

“嗯，因为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长官。他们更聪明。”

“荒谬！”

“长官？”

“也许这个词对你来说太深奥了？我说的是你的观点太蠢了。

军人并不比平民更聪明。在很多方面，平民聪明得多。这也是新德里条约签署前的政变的合理之处，那场所谓的‘科学家的起义’的因由，似乎是只要知识精英领导国家，我们就会进入乌托邦。当然，那个愚蠢企图彻底失败了。因为科学的追求尽管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美德。从事这一行业的可能是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我给了你提示，先生，你听懂我的提示了吗？“

萨利回答道：“唔，军人都是有纪律的人，长官。”

瑞得少校对他还算温和。“对不起。你的说法倒是很吸引人，问题是没有事实根据。你和我虽然有纪律约束，但只要还在军队，就没有投票权。还有，纪律是部队强加给我们的，一个人退役后还能不能自我约束，事先谁也说不清楚。退役军人的犯罪率和平民一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