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似乎在评估他的反应，“哦，也不是说那些内容就学不会。院里也有老师傅愿意带新人，出野外，学学cAd制图，慢慢来也是可以的。就是辛苦，而且周期长。”

宋明宇光是听到“出野外”、“cAd制图”这几个词，就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他自诩是个活泼开朗、毫无社交包袱的人，在任何场面都能应付两句，可在这个又严肃又破旧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王处长那看似给你选择、实则步步为营的话语，他居然怂了，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王处长似乎早预料到他的反应，从容地抛出了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看似合理的选项：“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事务后勤保障中心。这地方，倒是一直缺一些年轻的管理人才……”

结果不言而喻。学过“酒店管理”的宋明宇，“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后勤保障中心。这地方，说好听点是个肥差，单位的采购、车队、仓库、物资发放都经手，油水不少；说不好听点，这里的职工，在那些技术骨干和行政官员眼里，几乎是全院最底层的人了。

保障中心位于一楼靠近库房的东南角，被单独辟出来几间大屋。一间是车队司机们聚集抽烟吹牛的地方；一间是所谓的“管理人员”办公室；还有一间小屋，是保洁、门卫、食堂人员的休息处。宋明宇被安排在了“中屋”。

他的工作内容极其简单：单位用车，派车单送到他这里，他签字、留存底单；平时打打杂，帮领导跑个腿，开个库房门取点东西。没干三天，他就彻底坐不住了。

这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几个月前，他还是拥有独立办公室、有人端茶递水的“宋经理”，签字是签在会议纪要的决策栏上。现在呢？他感觉自己一下子退化成了小时候在街上看到的、穿着蓝色中山装、胸前挂着帆布包的工厂工人或汽车售票员。

他满腔怨气地给父亲宋黎民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宋黎民，语调波澜不惊，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打断儿子的诉苦，“路不是你自己选的？办公室、技术科室，领导都给过你机会。你可以去学cAd，你高中不就买了电脑，说自己鼓捣电脑挺在行？学门真技术，有老师傅带，不好吗？办公室写材料、跟在领导身边，不锻炼人吗？好几条路摆在你面前，你选了看似最轻松的那条，现在倒怨天尤人了？”

宋明宇憋着一口气：“爸，这不是轻松不轻松的问题！是我觉得在这里纯粹是浪费生命！而且一点自由都没有！”

“自由？”父亲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后勤保障中心已经是全院管得最松的地方了。你可以稍微迟到早退，但你必须去。你可以没事干，但领导找的时候你不能不在。这点约束都受不了？你想干什么？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那是社会闲散人员，不是在单位工作！”

“我跟那里的人也格格不入！那些领导，一个个跟人精似的，话里有话，道道极多。同事不是中专生就是部队转业的，我……”

“你忘了你自己也就是个高中毕业生了？”宋黎民一针见血，“出去晃荡了几年，就真当自己是天之骄子了？我告诉你，能在那种环境里混出来的，哪个不是人精？你正好跟着学学，看看人家是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办事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车队队长，看着像个大老粗吧？他就能把院里十几个司机、几十台车安排得明明白白，哪个领导喜欢用什么车，什么时候该保养，哪条路最近，他心里一本清账！领导用车，从来不出岔子。这就是本事！你看不起的采买，里面门道更深，怎么在预算内买到合乎规格的东西，怎么跟供应商打交道，怎么平衡各方关系，哪一样是简单的？你以为就是签个字那么简单？”

斗不过嘴的宋明宇挂了电话，气鼓鼓的咬牙强撑。

然而第一个月的工资条还是把他瞬间打到了。

“我不干了！爸，你知道他们发多少钱吗？两千二！我炒股三天都不止这个数！这一天来回四趟，八个小时我是在干嘛？！！”

“两千二？你刚去半个月，没给你弄个试用期打八折就不错了。再说了，宋明宇，你扪心自问，你干的那些工作内容，值不值两千二？这两千二，就是让你知道知道，大部分普通人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该收敛点了！如果实在不够花，我这儿有，我的工资卡可以给你，我跟你妈花不了多少钱。”

他顿了顿，语气深沉起来：“我把你放到那里，不是让你去挣钱去的。你是要去那里占一个编制，有一个正经的身份！你打听打听你们院的专家、领导，科级干部，他们现在拿多少钱？他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不过拿的是九块、十块、三十、五十的工资！哪个人不是熬出来的？如果你想进步，就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单位里那些受人尊敬、工资高的人是怎么做的，跟着学！而不是在这里怨天尤人，只想着一步登天！”

电话这头，宋明宇握着手机，听着父亲那套他无法反驳却又全然无法认同的道理，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冰冷的窝囊和委屈将他淹没。他理解不了父亲口中的“编制”为何如此重要，体会不到“下沉基层了解人民”的必要性，更无法接受这种需要靠“熬”和“等机会”来定义的未来。他追求的是现世的自由、即时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而父亲信奉的则是秩序、忍耐和长远的布局。

这个矛盾，无关对错，却横亘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