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当然正如她所说。

问题在于不管是谁，只要接近她，进入她的视野，她都会感到对方是一个威胁。不管她感受到了什么，反正是感受给她“定了位”。我发现自己正试着从她的角度着想，试着换成她的身份，去理解人们走过和再度走过时，都要遭受她的刻薄描画是怎么回事。她有这种评头论足——保护自己的需要。我发现自己倾向于这样的结论：这只是每个人都会做的，我也会做，只不过在她身上这种倾向被放大了，释放了出来，显得很夸张罢了。当有陌生人接近我们时，我们当然得保持警觉。我们掂量这个人的分量，各种评估、检测手段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给这个人准确定位，最后在心中默默作出判断：好，我接受这个人；不，我们没有共同点；不，他或她，是个威胁……小心啊！危险！诸如此类。可直到艾米莉的评头论足才使这种倾向凸显出来，我才认清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要接纳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或一个孩子，我们每个人不对来人进行防御性的检测，将其诉诸快速、苛刻和冷漠的分析，实在不可能。但这种反应如此敏捷，已经成为习惯（可能最早是父母教会的），以至于我们自己都说不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它支配。

“瞧她走路的样子，”艾米莉会这么说，“瞧那个胖胖的老女人。”（当然这个女人不见得那么老，约莫四十五或五十岁，甚至可能才三十岁！）“她年轻时，人们都说她走路很性感——‘你扭起来多性感啊，哦，你真是迷人的尤物！’”艾米莉模仿起来非常逼真，所以也分外让人胆寒。那个女人住在上面一层，她丈夫以前是证券经纪人，现在成了垃圾贩子；她的嘴、眼睛和臀部都能耍出风情万种的小花招。这便是艾米莉从她身上看到的，大家首先在她身上注意到的肯定也是这个，可大多数人可能会被她耍的花招蒙蔽。听艾米莉给人下评语，免不了会感觉一个人的整个存在和自我感觉都降格了，枯竭了。这是对一个人生命力的攻击——听她的评语，会使人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内在局限。

我提到她可能想去上学，而当我与她嘲弄的目光遭遇时，便赶紧加上一句：“找点事情做。”她的这种目光未经掩饰，是她真实的反应。因此我捕捉着这有时令我很想见到的瞬间目光：通过这一瞥了解她对我怎么想，怎么看待我——认识她的忍耐限度。

她问：“可这么做意义何在？”

这么做意义何在？大多数学校都已放弃教学的功能了，至少对较贫穷的人们来说，学校已成为军队的附设单位，充当对民众保持控制的机构。仍有一些学校为特权阶层、行政官员和监督专员的子女而设。珍妮特·怀特就在其中一所就读。可要是提出送艾米莉去这类学校，我想她会忍受不了，即便我能给她找到上学的地方。倒不是因为那里的教学不好。与这不相干。这种建议换来嘲弄的目光，是罪有应得。

“我同意，这没有多大意义。但我想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待多久了。”

“那么您觉得您要去哪儿？”

我的心都要碎了。她的孤独无助从未显露得如此充分，她已经以试探性的，甚至是柔弱的语气（就像她无权询问，就像她无权得到我的照看）说出：我将来不会再保护她了。

冲动之下，我谈到自己的打算时比我实际感觉的更为确定。实际上，我经常怀疑在北威尔士是否有某个我认识的家庭会接受我避难。他们是善良的农民，不错，这恰恰就是我有关他们的幻想的依据。在那些日子里，“善良的农民”在许许多多人的内心体现了安全、庇护和乌托邦。可我确实认识玛丽和乔治·多盖利夫妇，我对他们的农场很熟悉，曾去过他们夏季开放的客舍。要是我去那儿，也许会住上一阵子？我挺能干活的，喜欢过简朴生活，我能离开城市在他们中间过得很舒坦……当然这个时代数量可观的人都具有我这样的能力和条件，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越发倾向于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很难说会受到多盖利夫妇真诚的欢迎。但至少我相信，他们不会把我当负担。那么，他们会怎么看待一个孩子呢？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姑娘。他们会怎么看待一个颇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姑娘？不过，他们自己也有孩子呀……你可以看到我的想法相当保守，没什么创造性。我对艾米莉说了上述的话。她听着听着，那有点愁闷的目光渐渐变得愉悦。但这种愉悦隐藏在彬彬有礼的态度后面——我还不能让自己相信这是情感的表现。她知道我的幻想为何产生，但她像我一样欣赏那些幻想的内容。她请我描绘那个农场。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在荒野上露营，紫色的山崖上有几股银色的泉水潺潺流着。我每天早晨提着一个罐子去向玛丽和乔治要新鲜牛奶，同时买一个他们自制的长面包。淳朴、快乐的田园生活。我大加发挥，增添了许多细节。我们将住在客舍里，艾米莉可以去“帮忙养鸡”——这可是儿童故事的手法。我们可以在客舍的木头长桌上吃饭。那里有一只老式的壁炉。炖菜和汤可以用那炉子慢慢地做，做出美味的菜肴，而且我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这可不现实，但我们所需要的可以得到满足，地道的面包、地道的奶酪、新鲜蔬菜，也许有时候甚至能吃到一点上好的肉。会有成束的香草挂在那里晾干，散发着香气。女孩一字不落地听着，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脸。她脸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