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怎么样。

他们挺好的。真的很快乐，而且很聪明。看起来，他们不记得那些可怕的事了。他们也许长大了一点，不过也难说。他们好像不同程度地能明白一些事情了。你会发现，季米特洛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他们住的房间，我能认出一点影子来，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但是更大更好。我问谁照顾他们，他们就嘲笑我，说什么他们已经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想这话是沙沙说的。有时候他们一个个地说话，我分不清楚他们的声音，不过明显能看出来都是谁。我得说，这真让我高兴。

请不要就此下结论，认为我疯了。我正是因为这么担心，才不想和你说。我有的时候会发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经褪去了旧日的疯狂，如同熊毛脱落，或者说，如同蟒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就不会有机会再见他们，沙沙，芭芭拉，还有季米特洛。我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是奖赏的话，那么你比我更应得这种奖赏。让你这样做，也许比我更艰难，因为你生活的那个世界，远远比我的世界忙碌。但至少，我得告诉你—这是真相—告诉了你我看见了他们，我希望能够让你心里更好受一些。

多丽想知道，如果桑兹太太看了这封信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桑兹太太会很谨慎，当然，她会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说他已经疯了，但是她会小心地、亲切地引领多丽朝这个方向去想。

或许，也不能说她引领—她也许会置之不理，多丽则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这类观点，仿佛自始至终是她自己的观点似的。得把这些危险的废话从心里连根拔掉—桑兹太太说。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不会透露给她的原因。

多丽也曾经想他是疯了。就在他写给她的信里，还是能找到他过去夸夸其谈的痕迹。她没有回信。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的想法没有改变，可是，他的话牢牢地盘踞在她的心里，就像是一个秘密。时不时的，当她喷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或者整理床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抓住了她。近两年了，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任何让人高兴的东西，比如好天气，比如即将盛开的鲜花，比如烤面包的香味。直到现在，她的内心也没有丝毫快乐的感觉，但仿佛有了种提示，提醒她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与鲜花和天气都没关系。孩子们在他称为另一个维度的地方。这个想法渐渐占据了她的心头。头一回，有什么让她感觉轻快，而不是痛苦。

自从出事之后，任何有关孩子们的念头，她都让自己立刻抛开，抽出来，就像抽出插在喉咙里的一把刀。她不能去想他们的名字。偶尔听到某个名字，像他们哪一个的名字，她就得立刻走开。甚至，孩子的说话声，尖叫声，他们拍打着小脚、从酒店跑向游泳池的脚步声，她都用开门关门的声音来消灭掉。现在，有什么变得不同了。现在，她有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一旦有类似的危险，她就可以立刻躲进她的避风港。

是谁给了她避风港？不是桑兹太太。这是绝对的。不是那些坐在桌前手边放着舒洁纸巾的时光。

是劳埃德给了她。劳埃德，这个可怕的家伙，这个被关起来的、疯狂的家伙。

疯狂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为什么不可能？也许他说得对。也许他确实看见了另一边，他在另一边得到了自由？谁敢说他的看法毫无意义，毕竟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神游。

这样的想法，渐渐潜伏在她的脑海里，就在那儿停下不走了。

同时还有一个想法，在所有的人中，劳埃德才是那个她应该在一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什么用？这话她可能讲给谁听了，也许是桑兹太太—要是连他的话都不听，她待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伪装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一头黄色穗冠般的头发，真是又笨又可怜。

于是，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坐在公交车上了。公交车开向高速公路。母亲去世后的那些个夜晚，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她悄悄溜出去见劳埃德，对她妈妈的朋友，就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女人撒谎，骗她自己去哪里去哪里。她仍然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妈妈的朋友，名字叫做洛莉。

现在除了劳埃德，还有谁能记得孩子们的名字，还有谁记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每次提到他们，甚至都不说你的孩子，而是说“你家人”，把他们堆在了一起。

那些日子，对洛莉说谎，偷偷去见劳埃德，她并不觉得愧疚，而是有一种命中注定、顺应命运安排的感觉。她觉得，她活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和他在一起，努力去理解他。

得了，反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她坐在第一排，和司机隔一个过道。透过玻璃窗，能看见清晰的风景。全车所有的乘客，除了司机以外，只有她看见那辆皮卡从旁路上冲了过来，甚至都没来得及减速。星期天的高速公路空荡荡的，卡车就在他们前面剧烈摇晃，穿过马路，一头扎进了沟里。接下来的情形更骇人。卡车司机飞到空中，仿佛很快，又仿佛很慢，既无比荒诞，又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