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实际上，娘亲娘亲，不亲在生，而亲在养。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也不会有什么“血缘”之类的观念。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甚至“贵为天子”(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也如此。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乳房叫做“妈妈”，把吃奶叫做“吃妈妈”。这就等于说，母亲就是乳汁，就是哺育者。所以，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总之，有奶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这话似乎不中听，却很实在。因为给我们吃的，就是给我们生命。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所以母亲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差不多都是母亲神。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意味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味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乳房。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而是为了吃。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谁要是不感激，那就是没良心。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要遭报应，也许再也没有吃的。

于是，乳房们和有着硕大的乳房的女人们，就这样走上了神坛。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或者说，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把谁看作天、看作神、看作上帝。

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

吃出来的血缘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做“爹家”，“婆家”也不能叫做“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水浒传》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问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以，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中国社会各阶层，称谓各不相同，如官场称“大人”，商界称“老板”，儒林称“先生”，江湖称“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