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笄礼，说白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或抚摩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问，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关。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又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再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凭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故冠礼和笄礼即“成年礼”。既已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就常常在举行冠礼和笄礼的同时，为子女订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称为“婚冠礼”。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五岁，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的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意思是女儿还小，还没有一个“字”，不是嫁不出去。其实她又哪里是在等待什么“字”，多半是当爹妈的还没有物色到“乘龙快婿”，或嫁妆还成问题罢了。

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后才能结发加笄，于是，“结发”就几乎成了“结婚”的同义词。当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叫做“结发夫妻”。“二婚”就不算。原则上讲，只有那些刚刚成年就结婚的，才好这么叫。刚刚成年就结婚，当然不可能结过好几回。所以，但凡第一次结婚的夫妻，也都可以称作“结发夫妻”，而不拘结婚时芳龄几何。但要说清楚，结发，即行冠礼笄礼，不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捆在一起。

有句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冠礼和笄礼作为“成丁礼”，当然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不过到了周代，便只有贵族子弟成年以后才能“冠”，庶民子弟则只能“帻”，即只能用头巾把头包起来，而不能戴冠。可见，“高帽子”也不是人人都好随便戴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把恭维他人，称作“戴高帽子”；把喜欢别人吹捧，叫做“爱戴高帽子”。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才落到了“牛鬼蛇神”的头上。这也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要“大革文化命”，服饰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被颠倒了。

其实，这一大“发明”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被戴“高帽子”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想当然平时都爱戴“高帽子”，或戴过“高帽子”，那就让你们戴个够，看你们以后还想不想戴!

义务与修养

的确，“高帽子”是不好随便乱戴的，因为它意味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就说“冠”。依周礼，贵族子弟之加冠，凡三次。首加“缁冠”，这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服饰。次则加“皮弁”，这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往往同时还要带剑。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地位仅次于“冕”。有冠有冕，自然“冠冕堂皇”。只有冠没有冕，也是不小的体面，何况还能佩剑?所以贵族子弟都很盼望着能早日加冠。

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贵族们的“冠”，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到死，也不能“免冠”。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战斗中，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