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繁多。不但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责无旁贷的管起来(管得不好群众还要“骂娘”)，而且一旦为了改革而“断奶”，还得教会大家如何去“自谋生路”。

依附的对象，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过去是开口闭口子日诗云，后来是必先引用马恩列斯，时下则言必称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等等，只可惜老外并无“关怀”咱们的义务，所以也不见这样引用有什么好处。好在咱们这么说，这么写，主要还是一种心理需求。不这么说这么写，别人看了“不顺眼”(好像衣服没穿对)，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好像脚下没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组织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总得“靠”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个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连上级，有时候也得靠下级。在中国，会做领导的，总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寻找“可靠分子”，以为“依靠对象”，否则便会变成“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一旦依靠对象发生问题，便不知“何去何从”。何去，是“上哪去”；何从，则是“跟谁走”。跟着谁，就朝谁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决于“何从”。“从”这个字，简化得实在好：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哪怕只是“跟着感觉走”，好歹也是“跟”。谁要是宣布“走自己的路”，没准就会被视为神经病。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