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还需要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虽然罗伊老是笑呵呵的，但是我却从不认为他有十分敏锐的幽默感，而且我敢断定他也不会玩世不恭。虽然我几乎没有看完过他的小说，但是好几本他的小说的开头我都看了。我觉得在那些页数很多的作品的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到作者的真诚，这显然是他始终走红的主要原因。罗伊总是真诚地相信当时社会上每个人所相信的一切。在他写作有关贵族阶层的小说时，他真诚地相信这个阶层的成员都花天酒地，生活放荡，然而他们却具有适合于统治大英帝国的某种高尚的品格和天生的才干；后来，在他把中产阶级作为写作题材的时候，他又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笔下的恶棍总是那么邪恶，他笔下的英雄总是那么高尚，他笔下的少女总是那么贞洁。

当罗伊邀请为他作品捧场的书评作者吃饭时，那是因为要对这位作者所作的好评真诚地表示感激；当他邀请没有对他作品表示恭维的书评作者吃饭时，那是因为他真诚地极想提高自己的水平。当一些仰慕他的素不相识的读者从得克萨斯⑨或澳大利亚西部来到伦敦的时候，他带他们去参观国家美术馆，这不只是为了建立他的读者圈子，而是因为他真诚地急于想要观察他们对艺术的反应。只要你听一听他的演讲，你就会对他的真诚深信不疑。

他穿着非常合身的夜礼服，或者根据场合的需要，穿一身很旧的但款式很好的宽松的便服，站在讲台上，面对观众，既严肃又坦率，还露出一副动人的谦逊的神气。这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他十分认真地把全副心神都投入到眼下他所面临的这项工作中去了。尽管他不时装作想不起某一个词儿，但那只是为了在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效果。他的声音洪亮而浑厚。他很会讲故事，他说的话从不单调乏味。他喜欢谈论英美的青年作家，他热情地向听众讲述这些作家的优点，这充分说明他的豁达大度。也许他讲得太多了一点，因为当你听过演讲后，你觉得你实际已经知道了所有你想知道的那些作家的情况，没有什么必要再去看他们的作品了。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罗伊在外地的某个城镇演讲后，他所谈到的作家的书就一本都卖不出去，而他自己的作品却始终畅销。他的精力异常充沛。他不仅在美国成功地四处演讲，而且也在英国各地讲学。罗伊接受所有对他的邀请，从不因为哪个俱乐部规模太小，哪个想要提高会员的自我修养的协会太不重要而不屑为它花上一个小时去作一次演讲。他不时把他的讲稿修改一下，编成好看的小册子出版。大多数对这类讲稿感兴趣的人至少都翻阅过名为《现代小说家》、《俄罗斯小说》和《一些作家的评介》之类的论著。几乎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作品显示出作者对文学的真实情感和他个人可爱的性格。

不过，罗伊的活动远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组织的积极的成员；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作家们的利益或在他们由于疾病或年老而遭受贫穷的厄运时减轻他们的困难。每逢出了涉及立法的版权问题，他总是乐意给予帮助；每逢为了在不同国籍的作家间建立友好关系需要派代表团出国，他总随时准备参加。在公众宴会上，总可以依靠他来回答文学方面的问题。每逢为了欢迎海外来访的文学名人而组织一个接待委员会的时候，他总是其中的一员。每一次义卖至少总有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作品。他从不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他很公正地说谁都不比他更了解作家这一行的艰辛。如果他只需和一个记者愉快地闲聊上一会儿，就能帮助这个艰苦奋斗的人挣几个钱，那他可不忍心加以拒绝。他一般都请来访的记者与他一起吃午饭，而且几乎总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唯一的条件就是文章发表前要先给他看一下。有些人为了向报纸读者提供消息，往往在不适当的时候给知名人士打电话，探听他们信不信上帝，或者他们早饭吃点什么；他在接到这种人的电话时却总显得很有耐心。他在每个专题讨论会上都很引人注目。公众知道他对禁酒、素食主义、爵士乐、大蒜、运动、婚姻、政治以及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等问题的看法。

他对婚姻的看法是抽象的，好些艺术家都发现很难把婚姻和他们职业上的艰苦探求协调一致，而他却成功地避免陷入这种境地。大家都知道他多年来对一位已婚的上等女子所抱的没有半点希望的痴情。尽管他总是以谦恭有礼、十分仰慕的口气提到她，但是大家都清楚她对他却并不亲切友好。他中期小说中那种少有的苦涩反映出他所遭受的折磨。当时他经历的那种精神痛苦使他能够避开那些没有什么名望的女人的纠缠而并不得罪她们。这些妇女都是一个兴奋活跃的圈子里破旧的装饰点缀，她们乐于用自己眼下这种飘摇不定的生涯来换取和一位成功的小说家结婚所带来的安稳可靠的生活。当他从她们明亮的眼睛里看到结婚登记处的影子时，他就告诉她们他对自己唯一的那次苦恋记忆太深，这使他永远无法和任何人结成终身伴侣。他的这种死心眼儿的忠诚可能会使那些女人感到气恼，但却并不会真的得罪她们。每当他想到自己一定永远得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也享受不到做父亲的满足时，总不免微微叹一口气；但这是他为了自身的理想，也为了那个可能和他同享欢乐的伴侣而准备作出的牺牲。他早就注意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