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查禁该书，有的人竟然严肃地暗自思忖是不是该由检察官合理地加以过问。到处都是一片谴责声；即使偶尔有个勇敢的作家习惯了欧洲大陆小说的更为现实主义的风格，站出来说这是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出色的作品，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诚实的意见反倒会被认为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卑鄙意图。各个图书馆开始禁止出借这本小说，而出租图书的铁路书亭也拒绝置备这本书。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自然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他豁达平静地忍受着这种打击，只是耸耸肩膀。

“他们说我的小说不真实，”他微笑着说。“让他们见鬼去吧。那是完全真实的。”

在这场磨难中，德里菲尔德得到了他的朋友的忠实的支持。能否欣赏《人生的悲欢》成了判断一个人有无敏锐的审美力的标志；谁对这部作品感到震惊，等于承认自己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俗人。巴顿·特拉福德太太毫不犹疑地认为这是一本杰作，尽管她觉得眼下还不是在《评论季刊》上刊登巴顿的评论文章的时候，但是她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前途的信心一点都不动摇。现在重读这本当时引起如此强烈轰动的书感到奇怪（也很有教益）；全书没有一个词会使最老实的人脸红，也没有一个片段会使今天的小说读者感到不安。

十九

大约六个月以后，《人生的悲欢》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平息，德里菲尔德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这部作品后来以《他们的收获》为名发表。我当时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在病房担任外科医生的助手。有一天，我值班的时候要陪一位外科医生去查病房，于是我到医院的大厅去等候这位医生。我瞥了一眼放信的架子，因为有时候有人不知道我在文森特广场的地址，就把信寄到医院来。这天我很奇怪地发现有一份发给我的电报，内容如下：

请务必于今日下午五时来我处。有要事相商。

伊莎贝尔·特拉福德

我不知道她找我会有什么事，在过去这两年里，我大概见过她十多次，但是她从来也没有注意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她家。我知道举行茶会的时候往往缺少男客，所以女主人等到最后发现男客不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把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请来总也聊胜于无；可是电报上的措辞不大像是请我去参加茶会。

我给他当助手的那个外科医生既乏味又啰嗦。直到过了五点，我才完事；从医院到切尔西又足足花了二十分钟。巴顿·特拉福德太太住在泰晤士河河堤路上的一幢公寓里，我赶到她的住所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我按了门铃，问她是否在家。我被引进客厅，开始向她解释迟到的原故，可是她却马上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猜到你有事脱不了身。没关系。”

她的丈夫也在座。

“我想他会乐意喝杯茶的，”他说。

“噢，不过现在吃茶点未免太晚了，是吗？”她温和地望着我，她的柔和而好看的眼睛里充满了亲切友好的神情。“你不想喝茶了吧？”

我那时又渴又饿，午饭的时候我只吃了一个黄油烤饼外加一杯咖啡，不过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表示自己不想喝茶。

“你认识奥尔古德·牛顿吗？”巴顿·特拉福德太太指着一个人问道。我进去的时候这个人正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中，这时他站了起来。“我想你在爱德华家里见过他。”

我是见过他。他并不常去德里菲尔德家，不过他的姓名听上去很熟，我也记得他这个人。他使我觉得很紧张，我大概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虽然今天他已经完全被人忘却，但在当时他却是英国最有名的评论家。他是个高大、肥胖、头发金黄的人，长着一张丰满、白净的脸和两只淡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已经渐近灰白。他通常戴一条淡蓝色的领带好衬托出他眼睛的颜色。他对在德里菲尔德家见到的作家都表现得很亲切友好，并对他们说一些悦耳动听的恭维话。可是等他们一走，他就拿他们打趣逗乐。他说话声调低沉、平稳，措辞得当，谁都不像他能那样切中肯綮地讲一个用心险恶的有关自己朋友的故事。

奥尔古德·牛顿和我握了握手；巴顿·特拉福德太太怀着她那随时流露出的体贴人的心思，急着想使我安心自在，就拉着我的手要我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下。茶点还没有从桌上收掉，她拿起一块果酱三明治，文雅地小口小口地咬着。

“最近你见到过德里菲尔德夫妇吗？”她问道，好像只是为了找个话题谈话。

“上星期六我在他们家。”

“从那以后，你就没有见过他们俩吧？”

“没有。”

巴顿·特拉福德太太看看奥尔古德·牛顿，又看看她丈夫，随后又回转脸看看牛顿，仿佛默默地要他们帮助。

“不用转弯抹角了，伊莎贝尔，”牛顿带着他那种胖乎乎的、一丝不苟的神气说，一边略带恶意地眨了眨眼睛。

巴顿·特拉福德太太转过脸来对着我。

“那么说你还不知道德里菲尔德太太从她丈夫身边逃走了。”

“什么！”

我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也许还是由你来把事情经过和他说一下的好，奥尔古德，”特拉福德太太说。

评论家在椅子里往后一靠，把一只手的手指尖顶着另一只手的手指尖，津津有味地讲起来。

“昨天晚上，我需要去见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谈谈我为他写的一篇文学评论。晚饭后天气很好，我想闲逛到他家去。他正在家里等我，而且我知道，除非有类似伦敦市长或皇家艺术院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