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他们认为那不仅有伤风化，而且也很不可信。在《人生的悲欢》中，那对夫妇（他们的名姓我已忘了）在孩子死后从医院回到家里吃茶点；他们很穷，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收入只够糊口。那时天色已晚，大约七点左右。经过一个星期持续不断的紧张焦虑，他们已疲乏不堪，而悲痛更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精神。他们彼此无话可说，凄然地默默相对而坐。好几个钟头过去了。后来妻子突然站起身，走进卧室去戴上帽子。

“我想出去走走，”她说。

“好吧。”

他们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她沿着白金汉宫大街走去，穿过公园。她到了皮卡迪利大街，又慢慢地向皮卡迪利广场走去。有个男人看见她眼睛望着他，就站住脚，转过身子。

“晚上好，”他说。

“晚上好。”

她站住脚，笑了笑。

“和我一块儿去喝一杯怎么样？”他问道。

“去的话倒也可以。”

他们走进皮卡迪利大街旁边一条小街上的一家酒店，那儿聚集了很多妓女，男人都上这儿来和她们搭识，他们一起喝了杯啤酒。她和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说笑笑，编了一个关于自己的荒唐故事告诉他。后来他问她可不可以跟她回家；她说不行，他不能这么做，不过他们可以去一家旅馆。他们坐上一辆马车，前往布卢姆斯伯里，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要了间房过夜。第二天早晨，她坐上公共汽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随后穿过公园；等她到家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坐下来准备吃早饭。吃完早饭，他们回到医院去安排孩子的葬礼。

“罗西，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我问道。“书里孩子死后发生的那些事——那也是真的吗？”

她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儿，接着嘴上又浮现出她那仍然娇媚动人的微笑。

“唉，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讲讲也没什么关系。告诉你我也并不在意。他写的并不完全真实。他只是猜测而已。不过，他居然猜到那么多，我还是觉得很吃惊，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那天晚上的任何事。”

罗西拿起一支香烟，沉思地把香烟的一头在桌上敲了敲，但是她并没有把烟点着。

“正如他在书里说的那样，我们从医院回家。我们是走回去的；当时我觉得我没法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出租马车里，我觉得我身体里的一切都死去了。我早已哭得死去活来，再也哭不出来了，我累极了。特德想要安慰我，可是我说：‘天哪，你什么都别说。’后来他就什么都不说了。那时候，我们在沃霍尔大桥路的一幢公寓的三层楼上租了一套房间，只有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所以我们只好把那可怜的孩子送到医院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