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认可才行。我就是如此带着一副绯红的面颊，笑嘻嘻地站在那里的。

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一眼看到自己这般明朗的容颜，多多少少获得些力量。因为我很清楚，我在拍广告画的时候确实很累，这副愉快的笑容，完全是故意装出来的。

翌日早晨，大雾弥天。我在家门口没有等到一直准时前来的签约出租车，正在为迟到感到焦急的时候，雾中走来一群女学生，我被她们团团围住，突然大腿被谁挠了一下。我不由发怒了，于是海军蓝的白线四散着消失在大雾之中。

那天拍最后一场戏，外景预先选在上野的不忍池，因为天气恶劣，改在摄影棚里进行，两天之后再回到外景地。这场戏的内容是，练子死死拉住对她毫无情面的我，为了让我断绝黑社会的工作，她只好对我挑明久久藏在心中的秘密。我们坐在池畔的椅子上，练子谈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我坐牢是因为练子那位她最敬爱的哥哥的密告。这样，那帮因为别的原因杀死她哥哥的家伙，结果却为我报了仇。于是，我从一时糊涂的黑社会工作中愕然醒悟过来，明白了练子对我的一片痴情，我让她乘上小船，划起桨来。她一再给我吃口香糖，有两三次我都执拗地回绝了，最后还是接受下来。当我带着目眩的表情正要咬住口香糖的当儿，池面上出现了小小的结束记号。接着，池畔出现一位便衣警察的背影，他手中藏着一张因为强迫卖淫的罪状而被通缉的我的照片，一直凝视着小船上的两个人。据说他那黑色的脊背如黑云般充满整个画面时，结束记号扩展到最大而终结。我认为这样的结局并不坏。一种主张幸福瞬间即逝的哲学，不论是不幸的人或幸福的人，它都具有使他们获得美好心情的力量。

午休时走进外景地附近的寿司店，正在大口大口吃着寿司的时候，一名高级妇女杂志电影栏目的记者，分开门口看热闹的群众，前来采访我。这位神气十足的戴眼镜的知识妇女，最后叹了口气，冒出一句：

“我以为你很可怜。”

中这种圈套的明星有的是。因为对于憧憬和羡慕早已厌弃，一旦有人同情，就感到获得了理解。不过，我不是这样。我在她面前，乐于扮演一个无知的满足于自己名声的青年。她一离开，在一旁大嚼寿司的加代，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咳嗽方法，向她刚离去的方向喷出两三颗饭粒。

公司已经忙着准备下一部片子了。完成这部电影的第二天起，又要开始下一部电影的拍摄了。

下部电影是反映上流社会悲恋的故事。所长打算叫我了解一下上流社会，结束外景地的拍摄之后，带我参加旧式公卿家所举办的宴会。眼下已经变成酒店的旧御殿，由那里原来的老房东主持，每月举行一次宴会，请那些旧华族和有头面的人物，带着家眷前来出席。

所长对每一位见到的人毕恭毕敬，他把我介绍给他们，可是我从未出席过这种遭人冷遇的集会。谁都摆出一副不知道我的名字的架势，年轻的小姐们都装着没有看过我演的电影。而且，我一被介绍给他们，他们就又立即回到同朋友们的谈话中去。

回来的车子上，所长立即变成一位民主英雄。

“这些破落的华族！这帮家伙在家里一定是把沙丁鱼干当饭吃。电影都是虚构出来的，你用不着以这帮人作参考，只要凭一副清静的好心情演好贵公子就行。”

我一边倾听这番意气风发的演说，一边回忆起刚才所长没有介绍我的职业，只说出我的名字来的时候，有一位美丽的小姐，微微歪着头注视我的情景。那是一种不合乎任何礼仪的表情，假如她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从道理上应该立即抑制住那种歪着脑袋的动作。她那般不很明显而颇为优雅地歪着头的姿势，说明我一定被她精妙地意识到了。她生就一副古代偶人般冷俏而纤巧的鼻官，樱桃小口，仿佛用吸管点注的一滴艳红的胭脂水。

“她那种歪着脑袋的样子，可能是故作姿态吧？”我又换一个角度想。

但是，我决不上她的当。看来，她一定觉得，对于我最具杀伤力的语言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中这类圈套的明星也有一大批。不过，我是不会的。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就意味着我不存在。爱上一个不存在的男人，没有比这种女人更傲慢的了。自己既然不存在，又以为被人家爱上了，我可不是那样的幻想家。对于我来说，到头来我只有加代。

拍完终场戏之后，每天忙着补拍平时落下的细节以及录音制作，费了不少时辰。值得夸示于人的富有波澜起伏的戏一场也没有。某日，留下的第七段打电话那场戏，集中在一天中拍完。打电话打得我疲惫不堪，摄影机变换各种角度，拍摄一个青年毫无变化地一个人独自打电话的姿势，我被这样的程序折腾得苦不堪言。何况，高浜导演对于这种将铃声和电话机加以特写的陈旧表现手法，也感到厌烦。

一次，我出了摄影棚，走进初夏时节明丽的阳光里。这时候我发现，这座犹如工厂一般无趣的建筑物的对面，所长室所在的那栋楼房的尖塔上，飘扬着公司深蓝色的旗帜。这旗帜无疑是一直飘扬在那里的，只是我第一次才看到。

旗帜在轻柔的风里漫卷自如，忽儿垂挂下来，忽而又急剧地扬起，光影离合，闪烁飘忽，极不安定，眼看就要挣脱旗杆的羁绊，向远方飞翔而去。不知为何，当我看到那面旗帜时，从外表到内心，被无边的寂寥所袭击，真想自杀。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