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

“喂喂，等一下。”搭档插嘴了，“我不干。我可不想被人诅咒。干脆宰掉他算了。”

“等等，等等。”老板说，“我可不想被宰掉。”

“我不想被人诅咒。”搭档说。

“可是，总得来个交换嘛。”我说。

半晌，我们盯着指甲钳，沉默不语。

“怎么样？”老板开口了，“你们喜不喜欢瓦格纳？”

“不。”我答道。

“根本不喜欢。”搭档说。

“如果你们认认真真地听一回瓦格纳的音乐，我就让你们把面包吃个够。”

简直像黑暗大陆的传教士说的话。然而，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至少要比受到诅咒好。

“行呀。”我说。

“老子也无所谓。”搭档说。

于是，我们一边听瓦格纳的音乐，一边饱餐了一顿面包。

“音乐史上这部璀璨辉煌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完成于一八五九年，成了理解瓦格纳后期音乐必不可缺的重要作品。”

老板朗读着乐曲解说。

“哼哼。”

“啊呜啊呜。”

“康沃尔国王的侄子特里斯坦前去迎接叔父的未婚妻伊索尔德公主，却在归途的船上与伊索尔德双双坠入爱河。开篇出现的由大提琴与双簧管演奏的美丽主旋律，就是这两人的爱情主题。”

一小时后，我们满意地彼此道别。

“不碍事的话，明天咱们再一起听听《汤豪舍》。”老板说。

回到家里，我们胸中的虚无感彻底消失了。而且想象力像顺着徐缓的斜坡滚落一般，扎扎实实、准确无误地运转起来。

再袭面包店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自信，不知把袭击面包店的事情讲给妻子听是不是正确的选择。那恐怕是不能用正确与否这种基准来衡量的事。就是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导致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荒诞性（我觉得不妨这么称呼它），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没作任何选择的立场，我大致就是如此思考、如此生活的。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了，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

从这一立场出发回顾往事，总而言之，我把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了妻子。就是这么回事。已经说出口的事情反正覆水难收，由此产生的事件也是既成事实了。假如那件事在人们看来显得奇妙，原因恐怕要到包含该事件在内的整体状况中去寻找。然而不管我如何想，事态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在妻子面前说起袭击面包店的故事，其实是一件极其细微的琐事使然。既不是事先就想好要谈，也不是事到临头突发奇想，就是以“如此说来……”开始徐徐道来的。我在妻子面前说出“袭击面包店”之前，已经把自己袭击过面包店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那次让我回忆起袭击面包店的，是难以忍耐的饥饿感。时间是将近深夜两点。我和妻子在下午六点吃了顿简单的晚饭，九点半上床合上了眼睛，可到了那个时刻，两人不知为何同时醒过来了。不久，像《绿野仙踪》里出现的龙卷风一般的饥饿感便猛地袭来。那是一种蛮横无理、排山倒海的饥饿。

然而冰箱里没有一样可以称为食物的东西。法式沙拉酱、六罐啤酒、两只干透了的洋葱、黄油和除臭剂，仅此而已。我们两周前刚刚结婚，在饮食生活上还没有达成类似共识的东西。除了这个，必须确立的东西还多得堆积如山。

那时我在一家法律事务所里做事，妻子在设计学校做事务性工作。我不是二十八岁就是二十九岁（不知为何，我怎么也记不起自己是哪一年结的婚），她比我小两岁零八个月又三天。我们的生活忙碌不堪，像立体洞窟一般前后左右地纵横交错，实在没有余力顾及冰箱里的东西。

我们下了床，来到厨房，无所事事地隔着餐桌相对而坐。想再度入睡，可两人都饥饿难忍，一躺下就十分痛苦。话虽如此，可要起身忙活，却又同样腹饥难耐。如此强烈的饥饿感来自何方，又是如何降临的？我们毫无头绪。

我和妻子心存侥幸，轮流打开冰箱门看了好几次，可不管打开几次，里面都没有变化。啤酒、洋葱、黄油、沙拉酱和除臭剂。倒也可以做个黄油炒洋葱，但很难认为两只干透了的洋葱能填塞我们的辘辘饥肠。洋葱这玩意儿该和别的东西一道送人口中，单靠它不足以果腹。否则，或许反倒会让肚子更饿。

“法式沙拉酱炒除臭剂，如何？”我开玩笑地提议。一如所料，惨遭无视。

“开车出去，找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我说道，“上了国道肯定能找到这种餐馆。”

然而妻子拒绝了我这个建议。不想跑到外边去吃饭，她说。

“过了半夜十二点，再到外边去吃饭，这种事不对头。”她说道。她常常有这种古板的想法。

“也许是这样。”隔了几秒钟，我说。

新婚之初或许常常有这种情况：伴侣这类意见（或者说声明）在我听来就是一种启示。她这么一说，我便觉得此刻面对的饥饿是某种特殊的饥饿，不该在国道边通宵营业的餐馆里随随便便地解决了事。

所谓特殊的饥饿是什么？

我可以把它化为影像再次展示一下。

1．我坐着小船漂浮在宁静的海面上。

2．俯视下方，水中能看见海底火山的顶峰。

3．海面和那顶峰之间似乎没有多少距离，但并不清楚确切的情况。

4．原因在于水太透明，所以距离感难以捉摸。

妻子说了不想去通宵营业的餐馆后，到我说“也许是这样”的两三秒之间，浮上我脑际的意象大体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然无法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