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往抽屉里舀硬币的男人。当时他正在前往西贡的路上，而她怀疑他在那里包养了一个越南情妇。这段对话时间不长，我很快又回到了我刚起步的学业，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在一张带有凤梨雕饰床柱的白色大床上，我开始学习爱情的第一堂课。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那几小时里发生的种种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得的可真不少啊。我一直听说，对作家而言，头二十年的生活要包含人生中所有的经历体验——余下的岁月里就只有观察了——但我觉得不只是作家，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

当我们躺在床上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发现我羞涩、害怕，难以行乐。她的柔指无功而返，连她的软唇也未见成效，就在这时，一只海鸥从山下的港口飞来，突然闯进屋里。刹那间，那对长长的白色羽翼仿佛充满了整个室内。她惊叫一声，朝后面退缩：现在轮到她害怕了。我伸出一只手去安抚她。鸟儿停在金框化妆镜下的一口大箱子上，挺着一双高跷似的长腿站在那里，审视着我们。它在房间里似乎无比自在，宛若一只温顺的家猫，而我感觉它随时都会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我的新朋友被吓得浑身轻颤，这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变得像成年男子一样坚挺硬朗，我是那么轻而易举又自信满满地占有了她，仿佛我们是已经交往很久的恋人。在那几分钟里，我们谁也没有看见海鸥离去，尽管当它振翅起飞，向着窗外的港口和海湾翱翔时，我总觉得它带起的那丝小风曾轻轻拂过我的背脊。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赌场中的胜利，白金色相间的酒店套房里那几分钟更进一步的胜利——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结束时既无痛苦又无悔恨的恋情。因为她甚至不是造成我离开学校的原因——那要怪我自己轻率冒失，竟然在做弥撒时将一个没能兑现的价值五法郎的轮盘赌筹码投进了募捐袋里。我自以为是在显示慷慨，因为我平常的捐款是二十个苏61，可是有人发现了这件事，向教务主任举报了我。在随之而来的约谈中，我蒙受圣召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烟消云散了。我和神父们分手告别，彼此保持了适度的礼貌。如果他们对我感到沮丧，我想他们同时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我的冒险事迹于学校来说也并非等闲。之前我成功地将自己那一小笔财产藏在了床垫下，现在我让神父们相信，我的一个叔叔已经寄来了供我前往英国的旅费，他还答应照顾我以后的生活，并在他的公司里为我提供了一个职位。听完这话，他们自然毫不遗憾地就放我走了。我还告诉他们，一旦我挣到了足够多的钱，我就会偿还我母亲欠下的债务。（他们略带尴尬地接受了我这份承诺，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是否真会去兑现。）我还向他们保证，我一定会和某位叫托马斯·卡普里奥的耶稣会神父取得联系，他住在农场街上，是校长的老朋友。（这项承诺他们倒是相信我可能会去遵守。）至于我那位虚构的叔叔的来信，要杜撰一封出来可是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能骗过赌场里的工作人员，我就不怕自己会骗不过圣母往见学校里的那些神父，再说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向我索要信封进行核查。我乘坐国际特快列车出发前往英国，中途在赌场下面的小站里停靠了一会儿。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那些巴洛克风格的塔楼，它们曾经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成人生活的向往，充满机遇的殿堂，而在那里，正如我所证实过的那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二

从蒙特卡洛的赌场到太子港的赌场，这一路上，要是我对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详加叙述，那么我的人生故事就会失去平衡，偏离主题。在太子港，我发现自己再一次腰缠万贯，还同样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种巧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名叫史密斯、布朗和琼斯的这三个人在大西洋上邂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在中间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除了随着战争降临而到来的一段平和而体面的生活以外，我基本上过的是勉强糊口的日子，而我的工作也并不是每一件都能写进我的简历中。幸亏我的法语学得不错（我的拉丁语则完全没有帮助），这让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索霍区的一家小餐馆里当了六个月的服务员。我在简历中从未提及这份工作，也从未提起自己后来伪造了一封巴黎富凯饭店62的推荐信，借此成功地跳到了特罗卡德罗餐厅63发展。在特罗卡德罗餐厅做了几年以后，我又跳到了一家小型教育出版社当顾问，这家出版社发行了一系列法国经典作品，出于谨慎，这些书中还细心地添加了许多注释，以起到净化原文的作用。这份工作在我的简历中占了一席之地。后来的其他几份工作我就没有写上去了。二战期间，我在外交部的政治情报局为国效力，负责审阅我军对法国维希政权开展攻势的宣传材料，对文风格式进行指导，甚至还有一位女小说家当秘书。的确，这份安逸稳定的战时工作让我有点骄纵忘形了。战争结束后，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苦日子，但不管怎样，我后来还是回到了那种生活，又熬过了几年艰难的时光，直到最后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当时我正站在一家画廊外面，像那种画廊，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幅某个默默无闻的17世纪荷兰画家的画作，而且未必是真品；或者，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