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每天早上到江边参加一些老年人组织的太极拳训练班，他几乎磨破了嘴皮子。她不喜欢那种慢吞吞的动作，觉着那些人的样子像是在空气里摸鱼，很可笑。倪梅跑步走了以后，江彬拿了个搪瓷脸盆去了江边。他在那儿待了有一个钟头，先是练了几式太极拳，又和几个熟人朋友聊了会儿天，但是四处也找不到有卖鲤鱼的。他只好买了一条三斤重的白鱼带回家，放养到一口盛满雨水的缸里。松山去上学之前拿了一小块烙饼喂鱼吃。

江彬中午也没敢休息，吃过饭就回到办公室继续整理上午没查完的账本。他比平时早下班一个半小时，到家以后立刻系上那条紫色的围裙收十鱼。他把鱼从缸里捞出来放到案板上，它还在不停地跳，鱼尾“啪啪”地拍着案板，嘴一张一合，好像要把内脏都吐出来。他用菜刀背在鱼头上重重拍了三下，鱼才不动了。

刮完鱼鳞，清完肠子，他把鱼又洗了两遍。他点上煤油炉，坐锅，倒了半锅的菜籽油，把鱼放进去炸了几分钟，一边又把鱼鳃和鱼肠剁碎喂鸡，刷洗了菜刀和案板。

鱼炸过之后去掉了草腥气，然后他开始用清汤炖鱼。锅开了，下葱姜料酒，加糖和味精，又拍碎了四瓣大蒜放到锅里。他用一条折好的报纸在炉子上引火，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坐到一条板凳上，扇着一把竹扇，看见丈母娘正鼓着双眼看着鱼锅，就冲她咧嘴笑笑。等到汤变得像牛奶一样白，他把调料和几棵青菜心冲到汤里，又加了一勺盐和几滴香油，关上火，舀起一勺汤尝了尝。“嗯，挺鲜。”他说着咂了几下薄嘴唇。

老太太问：“今儿个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啥整条鱼这么费事？”

“娘，是工作需要。我在帮着倪梅呢。”

“她还知道自己姓啥吗？都是我从小把她惯坏了。唉，我这闺女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命啊。”

五点半的时候，江彬端着一个饭盒进了倪梅的办公室。两口子一块儿去了三号病房。廖部长见了他们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但是看到饭盒里的鱼汤眼睛立刻亮了。他尝了两口，点头称赞：“好鲜好鲜！谁做的？简直比‘四海园’的大师傅手艺还要好。”

“我这口子。”倪梅指了指丈夫，“他在部队上就是司务长，做鱼是他的拿手活。您要是喜欢吃以后就让他给您做。”

“小江，谢谢，太谢谢了。”廖部长一边稀里呼噜地喝汤，一边伸出右手。江彬忙不迭地握了握廖部长肥厚的大拇指。

倪梅说：“廖部长，慢点喝。鱼头就别吃了，小心让刺扎着。您现在还不能吃太多，手术以后胃还需要恢复一段时间。”

“我知道—要不这条鱼哪儿够我吃啊！”廖部长爽朗地笑起来。

从那天起，江彬每天一睁眼就爬起来，到江边去买鱼。有时候是一条银鲤，有时候是狗鱼，有时候是鲇鱼，有一天他甚至买到一条两斤重的鲫瓜子。他精心地做了一道红烧鲫鱼。每天他都变着花样做鱼，吃得廖处长舒舒服服的。很快，江彬口袋里的工资就花完了。他跟倪梅念叨没钱了，她让他到银行里的死期存款户头里取了两百块钱。他只好照办，还是每天照样用饭盒把鱼端到廖部长的病房。倪梅也没闲着，她每天早上跑步半小时，还从医院的健身房借了一对哑铃（健身房主任是她的好朋友）。每天她都在家里做哑铃操。十天下来，虽说没有见她的体重减轻多少，肌肉倒是比以前结实了，脸也不显得那么胖嘟嘟的了，下腭上也有了轮廓和线条。她暗自对自己说，你早就应该开始锻炼，身材才会苗条有曲线。只有身体健康，心才会年轻。

廖部长有几次也提出来要付给他们鱼钱，但是倪梅没有要。她说：“照顾好病人是我应该做的。”

廖部长和江彬倒是成了朋友。每天廖部长吃完鱼后，心情一好，话就特别多。江彬就在病房里待上一两个小时，陪着廖部长聊天解闷。护士们都奇怪三病房的病人红光满面得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她们有时候也问倪梅为啥她丈夫每天总在吃晚饭的时候来，她说廖部长和江彬早就认识。她的话当然没有人信，不过护士们心里都很高兴—三病房的病人终于变得不那么讨厌了，有时候见到她们甚至还会像长辈一样和蔼可亲，她们也就乐得清闲。倪梅跟大家说廖部长是自己掏钱买鱼吃的。

三匹蒙古马驹拉了满满一车砖来到倪梅家。她付了钱，给了车把式两盒“大生产”香烟。

倪梅两口子花了一个礼拜天把院子里的地面弄平整、铺上砖。倪梅要求砖要铺得横平竖直，江彬就在地上楔了小木棍，绷上了白线，沿线铺砖。这一天，秋老虎的太阳格外热，两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泡透了。倪梅娘熬了一大锅绿豆汤，放上白糖，在一条长凳上一熘摆了五个碗，把汤倒在碗里凉上，让女儿女婿喝了去去火，防止中暑。

一天下来，倪梅累得腰酸背疼，可是看到满院平整的砖地又觉着喜滋滋的。她娘颠着一双小脚在砖地上踩了一圈，嘟囔着：“有钱没处花了，这么糟践？当年你爹都不舍得用这么好的砖来盖房。”

倪梅累得实在没力气搭理她。江彬蹲在地上喝绿豆汤，消瘦的肩膀显得比以前更佝偻，一绺被汗水打湿的灰发黏在扁平的额头上。他穿的那件蓝色工作服的后背被白花花的汗碱渍得像一张老旧的地图。几粒枫树籽像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在空中打转，一对喜鹊落在院墙上叽喳地叫着。倪梅娘还在唠叨：“过冬的白菜也要拿钱买。不攒着点钱，等到了春节，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