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皮洛先生的脸色放松了。他不停地用手搓着腮帮和耳朵，一定是刚才在外面冻得够呛。他躲进办公室里喝咖啡去了，根本没有想到这十几个人只不过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后的太阳渐渐升高了，人们来得也越来越多，我们做的炸鸡和薯条根本供应不上了。店里的人声越来越吵，也越来越拥挤，顾客人数已经超过店面能容纳的限量。我们的老板却很开心，他被这热热闹闹的场面感染，在办公室里吹起了口哨。他戴着双光眼镜在看英文的《中国日报》。

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拨进来的顾客里面。他们俩吃完的时候已经快走不动了。他们走了以后，我那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哥哥带了他的六个小伙子同事一块来了。他们在衣兜里都掖着汽水和白酒，这样就不必买我们店里的饮料。他们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扑过去。你看他们吃得那个狼虎啊，就好像这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给他们记了数—平均每个人吃了至少十二块炸鸡。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还拎了一根鸡腿或鸡翅膀。白莎的家人也来了，包括她父亲、叔叔和婶子。满友、京林和费兰的亲友也都来了。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在木基没有家，但是她们俩的同学倒来了十几个。在后面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五个人，从他们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扁脸上看得出来是彼德家里的人。其中还有一个怀孕至少七个月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

谁都看得出这自助餐是赔本的买卖，但是我们并不在乎，仍旧把鸡肉一块一块地炸出来，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圆盆装满。我们隔一会儿也到自助餐台子拣一块炸鸡拿回厨房吃，因为今天不会有人登记炸鸡的数量。我们终于自己也能吃个够了。我喜欢炸鸡蘸酱油，就在鸡块上淋了不少酱油。我们几个员工在柜台下面藏了一个酱油碟子。

到了中午的时候，附近农贸市场的小贩们也听说了炸鸡店今天有敞开肚皮吃的好事。他们蜂拥进来，个个吃起来像饿狼一样。这些人都是从郊区来做买卖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城里的饭馆会干这样的傻事。

彼德在店里没怎么露面，他早上到税务局去了，下午又到银行去取我们的工资。到了四点钟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这么多的材料，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们一共炸了二十箱鸡肉和十八袋薯条—这是我们平时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这时候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彼德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彼德建议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务，夏皮洛先生的脸红了，喉结上下蠕动着好像在大口咽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出现了亏损。”

那天晚上为了结算当天的收入，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关门。算出来的结果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不算我们的工资，我们仍旧亏损了七百多元。

夏皮洛先生的脸都气歪了，但还是坚持把自助餐再延长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这个店里是他说了算，他不愿意承认自助餐是个馊主意。我们倒是正中下怀，因为大家都还有一些亲友没能来。

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的一把椅子上看着顾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条肥壮的恶狗，满脸怒气地盯着顾客。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发出几声干笑，一会儿又脸色阴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厂的几个熟人进店里来了，有两个人甚至想当着我们老板的面跟我聊天。这可把我吓坏了，三言两语打发了他们，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来他们认识我。幸好他听不懂中文，啥也没觉察出来。

我父亲的同事走了以后，一个身穿米黄色夹克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高个子，有三十多岁。他交完了钱，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装了一盘子的鸡大腿和鸡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拦住他问：“你为什么又来了？”

那人刚好懂一点英语，他友好地对夏皮洛先生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

“你刚才吃了足有几十块炸鸡和土豆泥，怎么这么快就又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的脸色变了。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怎么样？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

“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出租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